加快消费转型升级、促进形成中部强大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意义重大。2019年全国启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上海、重庆、成都、南京、西安、厦门等城市快速响应，纷纷根据各城市禀赋和消费特点加快战略部署。经济体量、人口红利、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武汉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空间，商业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未来刺激消费将成为武汉发展重心，加快从“东方芝加哥”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步伐。

　　2018年，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43.9亿元，同比增长10.5%，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增幅位居第一，总额跃居第五，市场消费的持续升级。伴随国家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扩大消费的系列部署，2019年5月，武汉研究出台了《全市加快新消费引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争创立足中部、辐射国内、面向世界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武汉消费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消费能力有待提升，消费市场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武汉居民收入水平依然不高，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8个城市中排名第7，与一线城市有一万五到两万元的差距，与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也有一万元的差距，这是由于武汉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过高且绝对数长期偏低，而且经营净收入远低于同类城市。

　　(二)消费支出结构不优，农村消费市场有待激活

　　自2000年以后，武汉服务消费比重就已经在35%左右徘徊，服务消费规模一直没有较大突破，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和规模不尽如人意，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未超过28%，而上海、广州等早已超过40%。农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2018年，武汉城镇居民消费支出31201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17520元。此外，农村消费供给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弹性系数1.28，高于城镇居民的1.02，说明农村消费对于扩大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消费供给相对滞后，中高端需求难以满足

　　武汉市消费供给呈现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的特征，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新兴领域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能较好满足居民追求品质、追求个性化的中高端消费需求，消费外流现象比较严重。当前，居民对消费的需求正处于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改善生活品质转变阶段，对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这些行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总量供给不足，成为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短板。

　　(四)服务领域市场化水平较低，消费环境亟待优化

　　当前，武汉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产品与标准。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育幼养老、文化行业等服务消费领域准入限制较多，涉及消费性服务业的前置审批、核准、认证项目较多，执行层面变相设置不合理规定，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服务消费引导政策相对缺乏，金融支持服务消费发展的力度有待加强，民办养老、医疗机构在土地、融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障碍。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建设等市场软环境尚待规范 ，服务消费品标准不高、覆盖不全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新业态领域传统治理手段和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监管要求，消费环境安全面临深化监管改革的挑战。此外，服务消费领域基础设施短板尚未补齐，城乡商贸流通网络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体育、文化、健康等服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现代商业服务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二、推动武汉市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促进居民增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基础，要通过稳增长、保就业、简政减税降费、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加快形成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的收入增长机制，推进创业创新，以创业带就业，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二是实施减政减税降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低税率，落实好健康、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强产权保护，增强群众的财产安全感，做好公共服务保障，为中等收入群体“增收减支”，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三是完善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加大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等领域用地政策落实力度，提升金融对促进消费的支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创新，规范发展消费信贷，鼓励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供融资增信支持，把握好保持居民合理杠杆水平与消费信贷合理增长的关系。

　　(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推进消费主导的投资结构转型

　　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导向，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进行投资、创新和生产，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未来，要抓住投资结构失衡的突出矛盾，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供给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性作用，引领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农村市场等领域的新投资，提高投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动态匹配。一是推动加大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研发平台、核心技术装备、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以及龙头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资强度，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巨大的增长空间。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力度，改造提升城镇老旧生活性服务基础设施，补齐乡村服务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基础设施自动化、智能化和互联互通水平，以健全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撑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和结构升级。三是深入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既要加快农村吃穿用住行等一般消费提质扩容，又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增加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汽车等消费，并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覆盖，通过新的供应体系重塑农村消费市场和农民消费习惯，推动农民消费梯次升级，形成新的市场热点。

　　(三)满足并创造消费需求，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围绕医疗、教育、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消费新热点，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努力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一是促进商品消费提档升级，以建设新商业地标和新零售之城为载体，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突破性发展智慧零售、智慧商圈，培育引进知名品牌旗舰店、体验店，激发汽车后消费市场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深入推进国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支持更多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企业在汉举办全球供应商大会，提升武汉商品对国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二是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升级信息消费，推动5G技术商用走在全国前列;发展物流、金融、工程设计、软件、商务会展等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实施生活性服务业新供给，积极推动老字号集聚区建设，提升教育培训、康养医疗、旅游文体、家政服务等高端生活服务业供给水平。三是引导新消费加快成长，为新兴业态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积极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热点，鼓励与消费者体验、个性化设计、柔性制造等相关的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商业、会展、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金融等融合发展，实现跨行业联动促消费。

　　(四)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拉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的有效供给，是消费结构升级引领投资结构升级和供给结构升级的重点，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一是深化服务业领域准入改革，逐步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为社会资本留下更大的市场空间。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府重在保基本，扩大向社会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比重。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建立全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推动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开放，按照“非禁即准”的要求，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应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运营，鼓励社会资本开展“互联网+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资本在各教育层次举办民办学校，参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三是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依托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聚焦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健康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统筹协调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创新与服务贸易特点相适应的海关通关监管服务模式，探索优化服务贸易资金支持结构和支持模式，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内外联动、协调发展，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

　　(五)完善消费市场监管，营造安全便捷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安全问题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潜力释放，要以完善消费市场监管为重点，改善消费环境，实现安全购、放心购，引导消费结构向更加合理、更加绿色、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一是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消费监管理念，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动机制，建立商品和服务质量全程追溯制度，形成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质量监督闭环，完善消费品质量检测保障体系，加强服务业品牌、技术等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推进消费者维权机制改革和消费统计监测工作。二是加快制定和完善重点领域及新兴业态的相关标准，强化农产品、食品、药品、家政、养老、健康、体育、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领域关键标准制修订，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关键标准研究制定。三是创新消费新业态的监管，探索既有“红线”又能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机制，加快网络购物、在线旅游、预付消费、盈利性教育培训、个人消费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配套政策制定出台。依托武汉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市域范围消费领域大数据应用并实现互联互通，构建“数据统计、数据应用、数据决策、数据管理”的市场监管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