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同时又是台湾光复70周年和《马关条约》辱订两个甲子年。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年份。民建武汉市武昌区原主委朱复再已九十五岁高龄，在回顾过去那段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辱华的烽火岁月时，心情仍难以平静。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家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灭绝人性的罪行和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
蒙难三年 擦边屠刀
朱复再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我少年时开始懂得了东洋鬼子侵占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又对我们上海发动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侵略战争，市郊近县等地的同胞们流离失所，伤亡惨重。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敌忾同仇地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掀起。当年作为爱国学生的我，热血沸腾，毅然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由上海市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注：时为中共抗日外围组织）领导的沪西地区（注：纺织工业区）的各项宣教活动：组织街头宣讲，深入工厂筹办战时读书班，组建区内文化夜校，转发、编发各种抗日书刊，并协助救济难民工作。
上海沦陷后，活动转入地下。不久，地区负责人袁耕舜同志（中共党员）在公共租界被捕驱逐出境。为掩人耳目我曾做过一阵子橘贩。后在为分批组织欢送同志奔赴内地转去陕北的同时，自己也有意随同前往，但接到领导函示：不要离沪，应留在工作需要的所在，继续斗争。乃按指示和同志们一起担当该地区秘密进行抗敌后援的任务。沦陷后的抗敌活动是极其艰险的。上海市有三类地界，一是法租界，法国对我国抗战是同情的，出事后次日就会释放；二是公共租界，由英美日三国共管，日方最强势，出事后即驱逐出境；三是华界即敌占区，那是最险恶地界，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而该地区又是抗敌活动的必须去处。
（一）
1938年9月11日，当我去华界曹家渡五角场活动时，因有汉奸告密，傍晚即被敌宪逮捕，拘于沪西宪兵队，开始了人生浩劫中陷入敌巢的第一夜。
首夜在同难友们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宪兵队是初来上海的，地方不大，鬼子不多，临时囚房两间，没有刑具设备，有个中国籍翻译姓罗。他们关照说，小朱，你要同这个翻译招呼一下，他会在翻译中示意你避重就轻，要听清楚，听从他的话。可是我对难友们的提示，确很迷疑，认为敌营中的翻译就是汉奸，我已被外面的汉奸陷害，为啥在这里还要听他的﹖横是已经蒙难了，就得有作出牺牲的思想准备。
初审时，三个敌宪轮流讯问。头头发话后罗翻译接着说：你怎会到华界来活动？交代时要注意只限于宣传发送书刊，不要扯多了。然后历声地问我姓名、年龄、住址和怎样收发书刊的？听后就意识到他头三句话就是对我的提示。我按连续的提问一一回答了，历时半个多小时，也引证了难友们对罗翻译的评述。
不久的第二次审讯，就大不相同了。鬼子们肯定是抄了我的家，搜来十多张照片，大都是少年时的同学照。这时罗翻译刻意提高嗓音说，“你对法租界路名熟悉吗？切记一个也不能说在公共共租界和华界”。我明白个中涵义，对其中查问一半照片中的同学，逐一回答是住在辣斐德路、巨籁达路、马浪路、霞飞路等处，罗翻译也抢着“帮助”找上海地图，拖延时间。每找到一个路名，又是蓝色地界(法租界)，宪兵就大吼一声，凶骂一次，期间头头就从桌上拿起警鞭(可能是唯一刑具)抽打我背部，被抽后当时不怎么痛，过一二分钟确是感觉疼痛难忍。再继续找下去仍是蓝色地区，第三次要拿警鞭时，鞭子却在罗翻译手中，因不顺手“节省”了一鞭子。还问了其它一些问题，历时两小时许。
大概又过了三十多天，第三次提审，但不是讯问，而是宣布。罗翻译接着照说：你的活动是有罪的，这里不能放你，要移送军事法庭处理。又夹了一句话：你母亲来过我家。在候囚车空隙间，我谢了罗翻译，并托他传话我妈，记得大意是“儿子是因抗日被鬼子抓去的，已作了光荣牺牲准备，请姆妈勿过分悲痛，你身边还有我妹妹哩。”于是就被转移到本市虹口区敌山田部队海军法庭监所。
回眸到此，有必要先将多年后所知不详的有关罗翻译情况阐述如下︰(1)他在得知宪兵要搜查我家前，曾派人来我家密报，叮嘱要将一些抗日物件清除；(2)我妈打听到罗家住址后曾上门跪求救助，他还给老母10元钱(妈即谢退)以示慰问；(3)两年后他也被杀害了。此人的真实身份迄今仍是个迷。由于他在抄家前通报讯息，家人即将文稿、书刊和油印机等销毁了，特别是一本美国记者斯诺著《西行漫记》清除掉，否则此书被抄去，案情又当别论了。至于照片均未注意到，好在那都是少年同学们的，但其中也有两人是活动中的同志，幸有罗翻译提醒“全住在法租界”，没有一人被牵连到，这对我的案情有极大帮助。
(二)
正是金秋十月下旬，我被移解到敌海军军事法庭监所，这里的囚禁生活是极为残酷的。绳缚双手，空囚棉服，终日盘坐，挤睡潮屋，残羹凉水，炎凉渴饿，从不放风，有医无药；病死被折臂屈腿钉装杂箱，判死版斩首集体坑埋。一间不足四十平方的库房，席地坐卧，下面是水沟。难友们来自苏浙皖及上海市，多达几十人。每天盘坐16小时，夜卧一律头部靠墙面向看守，上半身相挤，全夜无法翻身。一个大木桶便尿臭污四溢，如果夜尿后无法再回原位，就蹲在便桶边过夜。吃是军士们的残食，连火柴梗也丢在饭里，送饭工盛饭不计多少，每人一瓢，盛少时不到半碗；空穿的是市民慰问国军的新棉袄裤，秋凉也汗透，寒冬则发抖。首条纪律是严禁说话，那些来自日本各行业的后备军士，每岗半小时换班监视，我同一名18岁的两“小郎”被派做室外杂役，每天可少“坐”几小时，还可在室外活动一下和饮自来水，杂务做完后就将粪桶刷洗得“特别干净”，装半桶清水回房，有些难友因渴甚至也要抢着捧把“净水”饮用﹖﹗遇到病倒的难友，虽有军医来诊治，但从未发过药。遇有病死的则由我俩小郎在军士监视下找来大小不等的杂箱，折臂屈腿钉装入箱后抬走，而这些难友几乎无一瞑目的。开了“大庭”判死的，据军士说，在换穿自己衣服后送刑场砍头坑埋，这可节省子弹打支那兵。有个军士要我找一个狭长的木柜，说待我病死后专用，可以不再折屈四肢了，算是劳役报酬﹖
移解军事法庭后，我被开了两次小庭。据知一般不开或只开一次，庭上重复讯问原案细节。1939年3月11日开了大庭，审判长是敌海军上校，审判员是中尉，读宣判书约半个小时，最后由日籍翻译转告：今天太君对你宣判军刑五年。据说这是战时最高的有期军刑。这样，我就擦边于鬼子的屠刀，没有身首异处，要不那个军士为我预留的专用木柜就是自己的葬身之物了。因为在这里是过不了春尾夏初的，没谁能从监所的前门出去的。16小时监坐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捉虱子，数虱子并卡死它们，真是度时如年！
在这里有一件离奇而值得回顾的事情。有一名军士在一次值岗时，问我(杂役小郎)说︰认识朱毛吗？并说“吕卸”(苏联)好，“日烘”(日本)不好，又用手反写“雪耻”的中文两字。当即被我们个别难友发觉，认为此人不同寻常，要我同他周旋。我同他用夹生的中英日三种文字和口语交流。他每次上岗后即唤起我们站起来“太数”(体操)，并可说话，而这两条原是严禁的监规，还对病人发药。有一次看不到他熟悉的两名难友，问明知已判死了之后，当即用纸巾揩鼻子，一直没有说话了。当我们起立向已判死两位难友的卧位致以黙哀悼念时，他头点点而已。后来他又告诉我，哪个军士的佩刀是开了口的(即可刺杀)，并答应我们要给“必士脱路”(手枪)冲出去，意即鼓动大家暴动。难友们即时萌生此念，大家认为这里的囚禁生活必死无疑，冲出去虽难成功，因为空穿国军军服，蓬头垢面，而近区全是敌军和日侨，但夺取“开口”的佩刀还有给的手枪打死几个敌人也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回眸我们当年的精神状态确是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慨！因为处境不同，不久这名不寻常的军士随部队调防南京去了，幻想未能成真。次年初，监所新建了木屋，我们也随日籍被囚者搬进木牢。两小郎也“下岗”了。
同年，5月24日，日寇海军法庭派来校官宣布：对我们中已判定的难友集中点名，即日转移到苏州，由敌伪双方宪警押乘一节专列火车，解送到当年梁逆（鸿志）伪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交接，寄禁于江苏第三监狱。
(三)
移到伪政府第三监狱的难友共97名，绝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我也是被搀扶径直送往病监的，其它难友分囚在有别于一般刑事犯的专设监区。进监前，伪监狱长对全体“训话”，他说：我们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情况，来到这里我们首先把你们的病治好。你们也必须要遵守监规，必须要知趣，不能找我们的麻烦。我们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来干这份公差的。时间是很快的，两年的，明后年可期满了；三年五载的也很快可恢复自由。回家之后找份工作，做个良民，安排好今后人生。话虽不少，话中有话，大家明白，这批戴着伪帽的“良民”想法。
第二天，伪《苏州日报》刊载一条新闻，大意是：朱福才等97名军事政治犯寄禁于江苏省高等法院苏州第三监狱。因为我在上海待判前的时间最长，花名册上名字一再递前到首名。当天住在苏州市的我家姨父母和舅父见报后，为甥儿还活着并寄禁于本城大为惊喜﹗急电上海的大姐(我老母)报喜，并申请探监。一周之后，老母、姨父母赶来探视，原以为我已为革命牺牲了，如今生死不明、死不见尸的孩子突现在面前，真是喜极而泣，相慰无语，五道珍重，再熬五年。这时，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起了剧变，成为有生还之望的想法，这是后来易名朱复再，重新战斗的缘由(复再系福才的谐音)。
进入病监后，据告这里是几年前轰动全国的爱国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的所在，我的牢房曾经是史良律师(后为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囚室。记得在少年时我曾阅读过沈老(均儒)在法庭上严词反击的陈词，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我们青年一代。病监比其它监房寛松，不锁牢门，可在庭园里走动。我先后经过服药、针灸和药泡等治疗，并按照医嘱，请姨家买些羊肉来，食后湿毒加速排泄，从背部延伸到上部，但限止在胸乳边，三个月后转愈了。有几名难友因夹有其它病毒，毒疮蔓延到鼻、耳和眼部，最后不治，年仅二、三十岁。我愈后，被监医派做“护士”，为病人测体温，写病历，半年后转入内监，派在火柴工场劳动，后又调做“工役”(即为工场司账)。
寄禁的监规同样严厉，敌军法庭常派鬼子来监看，因为我们是寄禁的。狱中的生活条件则比军事法庭监所大不同，这里有规定的口粮，有床被，有放风和探视送物，定期沐浴和剃发，我们十多月的积发连虱窝一次性清除，回房后大家互不相识，等于砍掉半个头。当然违规也另有严处，转坐独牢。
1940年，汪逆(精卫)伪政府成立一周年，来人宣布，对我们赦免一半刑期，当天逾期的即-时释出。我原判五年减为两年半，因有待判前的半年不计，(1938.9.11 - 1939.3.11)，共需三整年才满期，屈指还有一年半。这期间，除在工场司账外，夜间在熄灯前自习中英课本，每月代工场的服役者书写家信百余封，这类信很简单，报安康，要零钱，索用品，千篇一律。时光易逝，盼进了1941年，又盼到了第9个月份。
1941年9月11日已屇，三年蒙难期满。在接到通知就整装跨过道道监门，到达管理处办释出手续。又始料未及出了麻烦，原因是手续上只能用朱福才签书，不释放朱复再。报请来了典狱长，当然要严守法规。其实，我懂得更正，而他们对我的意见，焦点在“复再”二字，为啥改用此名，这是我外出后的自由，大家就心照不宣了。纠缠了一个小时，才正式批准释出，跨出了“江苏省苏州第三监狱”最后一道监门。
走出劫难，重获自由﹗朱复再迈向为祖国革命的新征程！
70年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反省和忏悔，他们在屡次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罄竹难书，及其残暴的罪恶意识更没有得到清洗。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继续承袭其祖先的衣钵，没改变侵略本性，大国意识膨胀，政治右倾加剧。自安倍执政后变本加厉，倒行逆施，修宪扩军，为所欲为，把日本引向危险境地，妄想军国主义复活。这是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们值得警惕的！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坚决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坚决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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