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工作总结，2020年1月21日公司决定放假，本来全家已经买好了去福建的机票，我准备在武汉过完三天年，就去旅游，顺便送儿子提前返回位于福建的华侨大学。

　　1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下子年前的计划就泡汤了。和很多武汉人一样，我们开始仓促地进入了一段从未遇到也从未想到过的时光。4月8日，武汉解封，而企业也进入了复工复产的阶段。现在，我们也进入了常态防疫和复工复产的阶段。

　　回想这四个月，那些人、那些事，必将记入脑海，长留心间……

　　一、我和我身后的政协力量

　　封城伊始，作为市、区两级政协委员，我的几个政协工作群里就自发地繁忙起来。我所在的人资环专委会的工作群，就设立专门的抗疫频道，围绕单独焚烧废弃口罩和医疗垃圾问题，“封城”后所有公共交通阻断、医务人员上下班问题，就近征集酒店给医护人员休息的问题，尽快提高防疫物资分发速度问题等，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都一一在工作群里讨论，也得到了来自各职能部门委员的回应……

　　我所在的江岸区政协群里，委员们自发捐赠了十几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口罩、手套、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物资，往区防疫指挥部和各医院、社区卫生中心送。而我也偶尔穿起防护服，充当运送物资的司机……

　　2月初的时候，我觉得政协工作群里的声音逐渐安静了下来，奋战在医卫一线的、作为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剩下的体制外委员，要么去当了志愿者、要么募集物资往医院和社区一线送。大家仿佛都知道，在这个时候，需要跟时间抢人，做“战斗员”比做“参谋员”、“监督员”更急需。

　　2月6日，有位原在商务部工作的同学联系我，告知天津最大民企之一的荣程集团准备捐赠三千五百万和武汉的医学院成立新冠及传染病的研发基金。我立即向政协民建界别的召集人、市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武汉市委专职副主委李海波和专委会副主任陶存新做了汇报，最后决定通过同济医学院的毛靖委员与同济医学院的陈建国院长取得联系，成立了一个微信工作群。一周以后，荣程集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签订了捐赠协议，后来这个项目也推进得很顺利。同时，荣程集团还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医务系统捐赠了价值1500万的医用设备和物资。这也是我在战疫期间对接成功的最大一笔捐赠。

　　3月初，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号召政协委员下沉社区助力抗“疫”，3月3日，我来到了离家几公里远的丹水池街岱山社区。这是个老年人、下岗人员和低收入群体较多的偏僻社区。社区的防疫物资也不充裕，尤其困难群众提出改善营养问题也迫在眉睫。由于物资一直相对紧缺，之前筹集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都是秒光。到社区报到时，除了捐出了仅有的少量口罩和酒精外，我已经没有一点库存。我在市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组建的抗疫工作群里发出了信息，很快，市政协常委、市台盟主委刘江东从台盟募集的物资中分出了3000个口罩和50套防护服给岱山社区;市政协委员、市总商会副会长李浩送来了1500余个口罩，又捐赠1万余元从武商量贩店购买了200余份平价冻肉送给了社区的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年人;通过市政协委员、武汉中商平价董事长张万新的协助，我们陆续买到了几百份平价冷冻肉;委员工作委员会张燕萍副主任、万松委员组织志愿者采摘并送来了1000余斤爱心蔬菜;胡建明委员向夜班志愿者赠送了10余斤绿茶……这样，本来物资不富裕的老旧社区，一下子“阔气”了，大家战疫的信心越来越足、居民的感谢越来越多。

　　战疫期间，我们政协委员并肩作战，真正显示了来自于民服务于民的政协力量。

　　二、我和我曾经辅导过的那些创业青年

　　我除了是民建界别的政协委员，近十年，我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身份是创业指导老师。我一直担任着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导师(市人社局聘)、武汉青年创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兼青年创业导师(团市委聘)、武汉创业天使导师团副秘书长兼创业导师(市全民创业办、市经信局聘)。同时我一直联合各部门公益开办着武汉市规模最大、招生人数最多的校地合办创业训练营、并一直参与承办武汉大学生文创大赛(至今已完成三届)，和很多创业青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封城”伊始，我发现微信朋友圈里的这些学员们就动了起来。

　　张豪是我们2016年第一批创业武汉高创之星青创营的学员，那时候还是个创业小白，培训后联合武汉工程大学的几个同学开始创业，以拍公益段视频为主。22日，已经回到黄冈过年的张豪，听到要“封城”的消息，立刻逆行回汉。并敏锐的察觉到口罩的重要性，联合三个青年出资并募集共计20余万，购买了120万个口罩，并将其分给一线抗疫单位和市民。后来，他又带领他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为果农销售滞销产品，最后还利用本身的创业技能，深入到雷神山医院为医护人员拍下珍贵的工作照……

　　赫英北是我曾经辅导过的创业学子，一个去年才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毕业的新武汉人，也是个创二代，由于喜欢武汉，决定留在武汉创业。“封城”时，他已经回到哈尔滨看望父母。但是他随时关注着武汉战“疫”的进展，他们家的生意伙伴中，有一个在韩国开有口罩厂。小赫通过不停的沟通，说服韩国伙伴向武汉捐赠了1.2万个高质量的KF94口罩，自己又捐赠了1000个，这些高质量的口罩通过我送到了十几个抗疫一线单位，发放给转运病人的社区下沉干部、上门排查的工作人员、隔离点的志愿者等等(那时候这些口罩的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30-40元一个)，有效地保障了抗疫人员的健康。

　　何雅梅是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接连两届参加我们承办的武汉大学生文创大赛，成绩不错。“封城”开始，她就敏锐的发现医务人员上班的交通问题，于是迅速组织起了公益的司机群，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免费接送。最高峰的时候，一共成立了六个志愿群，每个群中数百志愿者，她作为调度人员，每天坚持在电脑前协调，为初期医务人员的上下班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还有来自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创业学子郭文华，去年六月才从学校毕业，看到不少商贩坐地起价时，他决定将自己刚刚购进的10万只口罩捐出去，对于创业刚刚起步的他，靠着10万只口罩的存货，可以挣一笔钱。郭文华没有这么做，看到医务人员物资缺乏，他又高价买了5万只捐给了医务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而同为去年从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毕业的张文华则迅速带领退伍兵团筹集资金，将10000只医用手套等物资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一线单位。

　　有段时间，我们总担心90后是娇弱的一代。但是在这次战疫中，我们发现，90后和80后一样，成为了主力，00后都走上了抗疫的T台，他们或募集捐赠物资，或充当志愿者，相信通过这次锻炼，这批青年学子一定会成长为栋梁之才。

　　三、我和那些战疫期间的志愿者团队

　　战疫期间，还有一个群体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就是志愿者群体。

　　朱华，是影子梦之队车队的队长。他的本职工作是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的一位教师，车队是一群80后、90后集结的志愿者车队，开着私家车，争分夺秒地为医院、社区、超市，为火神山、雷神山工地，送去最紧缺的防护和生活物资，累计承接运送115家爱心企业及人士捐赠物资数万件。76天里，他们对接了184家医院(科室、卫生服务中心)、200家社区(养老院、单位)、103家一线执勤政务机构。而我就是在微信朋友圈每天看着他们的工作，为了当这个志愿者，朱老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只能离开家，自己独自住在工作室里。

　　周翔，也是我的微信好友，他还是我们大学生文创大赛的评委。他的后象设计师事务所和开在青岛路的鹅社书店相信很多文青都很熟悉。他也加入了一个叫“野路子”的志愿者队伍，充当司机不停往各大医院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

　　2012年我赴的德国培训的同学，华科校友罗臻也义无反顾投入了Wuhan United (武汉爱心同盟)国内物资交付的核心团队，这个由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发起在美国2月4日才注册的非盈利机构1月31日交付了“封城”后的第一批大批量的海外民间捐赠物资……

　　而和我联系最密切的则是武汉吖新能源爱心车队这个民间志愿者组织。3月初的时候，这个志愿者组织和张燕萍委员、万松委员来给我们社区的困难群众送过蔬菜。后来，汉口北的菜农捐赠蔬菜5000斤，我和社区书记带着志愿者去采摘，由于没有货车，于是跟这个有厢式能源货车的志愿者组织联系，他们爽快地派车给我们送到了社区。取得联系后，他们还来给社区的志愿者送过花、给社区做过消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组织的志愿者中，有许多都是各媒体报道的网红的志愿者：骆名良，那个在火神山医院工地打工拿到7000元工钱，马上买了牛奶给医务人员补身体的建筑工人;郑能量，那个被誉为中国正能量的湖南建工集团的逆行者;魏飞，还有那个瞒着家人，千里逆行到武汉的专业军人;胡恒兵，那个酒店倒闭，留在武汉给医务人员免费送餐的小老板……这个志愿者组织从开始给医务人员送餐、转送病人、到后来给养老院送蔬菜水果、一直到最后到东西湖郁金香园采摘鲜花送别援汉医务人员，几乎打满了战疫的全场。

　　民间志愿者组织，在这次抗击疫情中起到了查缺补漏的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只重要力量。前几天，江岸区新冠疫情防疫指挥部应急与物资保障组给我发来了感谢信，武汉吖爱心车队的创始人也给我送来了自制的战疫影集和志愿者纪念徽，社区也给我送来了“情系群众守初心 抗击疫情担使命”的锦旗，这些都是我战疫期间的纪念。我很高兴在这个城市需要我的时候，贡献了一份力量。目前，我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复工复产，在疫情重创下，企业的日子会比以前要艰难，但是我们坚信，没有冬天不可逾越，没有春天不会来临。我们一定要将抗击疫情的精神带到复工复产中，取得抗击疫情的双胜利!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委员、民建界别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