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是武汉和平解放的日子。武汉的和平解放不同于北平，并非守城的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多方奔走，多方密切合作后的成绩。而其中，民建会员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2月，解放荆门、当阳等地，3月中旬至4月初先后解放安陆、汉川、花园、云梦等地;鄂豫军区独立师占领麻城、上巴河镇，4月底，解放鄂豫大部分地区。人民解放军从东西北三面，对武汉形成了合围之势。

　　解放军兵临城下，实际控制武汉的桂系首脑白崇禧、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等人，纵容下属军警特务肆意搜捕进步人士，强行摊派搜刮钱财，并企图破坏城市;同时散步谣言，加上国民党多年的反动宣传，使得武汉市内人心惶惶，工商届人士尤为不安。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使武汉人民平安度过真空时期。1949年2月，经民建总会地下负责人胡厥文同意，成立武汉民建地下小组，华煜卿(汉口申福新公司副经理)为组长，蓝昌农(国光印刷厂经理)、贺尔梅(时任兴华锯木厂厂长)、金斌统(时任建国工业社副社长)为成员。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领导下，以汉口申福新公司为活动地点，在中山大道原中央信托局大楼开展“星六聚餐会”，以民建会员为核心，广泛联络、加大中共政策宣传力度，安定人心。邀请各界人士如张难先、李书城等，以及民建会员陈经畲、王一鸣、王际清等五十多人组成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后改名为武汉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民建小组成员全部加入该会。

　　在时任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拆迁、反破坏的活动。针对勒索、破坏，民建和工商界人士一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筹集银元，打发前来破坏、搜捕的特务，并不断拖延时间。武汉守备司令、五十八军军长、所谓儒将的鲁道源，逃跑前以破坏为由勒索钱财，救济会只得组织市工业会和商会在解放前的5天内，多次向军警单位送酬劳费两万多银元。解放前最后一晚，鲁道源再次勒索一万银元，救济会迅速筹措了七千元“送瘟神”。

　　那时，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大部分均由既济水电公司负责供应，该公司为官僚资本宋子文主办。华煜卿亲自向该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工务处长兼工程师钱仲超做工作;此外，华煜卿还做了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和武汉电信局的工作，保证了武汉市水电供应、指挥通讯畅通和能源供应。

　　5月16日清晨，民建地下小组成员华煜卿、贺尔梅、蓝昌农、金斌统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到滠口前线迎接解放军进城。从黄浦路经中山大道进入汉口市区，一路“万民夹道，欢声雷动，鞭炮大放”，华中重镇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毛泽东提出的和平接收武汉得以实现。

　　读起这段历史，可谓堪堪动魄。但凡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真空时期，人性之恶失去外部制约，稍有不慎则动乱接踵而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此类事件不绝于史。彼时武汉乃工商业重镇，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对新中国的建设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幸而中共武汉市委指挥得当，领导民建等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以高超的智慧、不畏牺牲的勇气进行斗争，终于保全了这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求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这一共同目标下，密切合作的宝贵经验，也是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巨大优势的鲜明体现。

　　由此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源自于革命实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武汉和平解放只是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实面目，放弃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开展革命斗争，最终形成了各民主党派“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的格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理想，也是写入我们民主建国会章程等各个民主党派章程的共同理想，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绝非易事。广大民建会员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了毛主席带领我们站起来，见证了邓小平带领我们富起来，现如今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朝着强起来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前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练好本领，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 硚口区民建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