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让这个春天显得格外不同。疫情初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应对方案，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

　　根据党中央指示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湖北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中国的新冠病毒防治理念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封城”、“方舱医院”的方式，救治全部病人，而且费用全部免除，由国家承担，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靠着广大医护人员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极大地减少了人员死亡。随后还在世界范围内援助80多个国家抗击新冠病毒，展示出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和责任。

　　然而，中国疫情蔓延发展时，个别西方国家官员和媒体对中国出现的疫情幸灾乐祸，进行诋毁、抹黑，甚至有人借此搞种族歧视，做出过激反应。在中国以举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做出巨大付出，多省市连续多日“零新增”，迎来了转折性的“拐点”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相继因疫情蔓延而告急，几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发达国家，陷入了社会恐慌状态。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呈现了另外一番景象，时至今日仍在蔓延发展中。

　　早在今年3月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进入抗疫第二阶段——“拖延”阶段(Delay)。随后，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发文称，英国政府抗疫政策的核心理念是“群体免疫”，即放弃积极抗疫，致力于“减慢而非阻止流行病的传播”，最后通过“让6成人染病”获得免疫力，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瓦朗斯说，首要目标是：通过降低、放缓、拉宽流行病的传染高峰，使其不会对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太大压力;而次要目标是在病毒感染更多人群时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为什么英国没有像中国那样迅速采取救治行动，要另辟蹊径搞群体免疫来应对新冠疫情?英国政府背后的决策逻辑是什么?追根溯源，英国“群体免疫”的理论基础竟是有220年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牧师和教授。他创立的人口理论体系，即：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25年可增加一倍;因土地有限而导致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而食物不足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故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他提出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1、道德抑制法，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2、积极抑制法，指通过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灾难缩短生命， 恢复被破坏的平衡。

　　英国的“群体免疫”就是采用马尔萨斯“积极抑制法”，即通过疾病、瘟疫的方法放任人口自生自灭。按照数据统计分析，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在3.9%左右。英国有6600万人口，如果要获得群体免疫，意味着约4000万人要患病，这4000万人里有150万的人要死亡。即使死亡率为1%，也得有40万人死亡。可是，谁愿意自己或家人成为那1%呢?3月27日，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宣布，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后来住进了ICU病房治疗。早几天，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被确诊感染。不断确诊的病例反映出英国疫情的严重性。

　　同为欧洲国家的意大利也是疫情重灾区，意大利重症监护协会SIAARTI发布关于新冠救治的“临床伦理建议十五条”，指出为了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有必要设置进ICU的年龄限制，将资源留给“最有可能存活的人”和“生命剩余年份更多的人”。也就是说，一旦医疗资源出现短缺，医生会优先救治年轻人，老年人的生命则被放弃。这不尽令人唏嘘。

　　疫情全球蔓延，美国却一直走鸵鸟路线，即采取不检测等于没感染。美国总统带头宣扬新冠只是大号流感，能自愈不用慌。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4月份，美国为了阻止世卫组织调查本国疫情，更是做出退出世卫组织的惊人举动。

　　根据最新统计，截止6月29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10198138例，死亡500674例。其中，美国确诊2637077例，死亡128437例;英国确诊311151例，死亡43550例;意大利确诊240310例，死亡34738例。反观中国，确诊85208例，死亡4648例。

　　由此看出，中西方疫情防控政策效果差异是巨大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勇于承担责任，采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上下一心，思想统一，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密切合作，联防联控，迅速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以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各地方政府和人员密切配合，迅速组织全国各省专业医护人员和抗疫物资支援湖北和湖北武汉，抗疫效果凸显。

　　反观西方国家，英国采取无为而治的群体免疫策略、意大利放弃对老年人的治疗、美国采取不检测的鸵鸟政策，对普通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采取漠视态度。疫情暴发蔓延之后，西方国家一些执政党忙着推脱责任，甩锅他人，抹黑别国。在防疫物资和人员方面显得恐慌和混乱，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无法统一部署。民众在以自由为借口下我行我素，和往常一样聚会，游玩，而且出门不进行自我防护。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一些国家出现了第二波疫情或第二个高峰的征象。

　　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是一个传染率与病死率都很高的疾病，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感染一次冠状病毒就能够永远获得免疫，所有的传染病，需要从源头、上游进行预防，而不能依靠所谓的“群体免疫”。”“群体免疫”与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采取紧急且积极的行动”背道而驰。

　　从防治新冠肺炎战役最终结果看，中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防控理念，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英国无为而治的群体免疫策略和美国不检测的鸵鸟政策致使疫情持续蔓延，其防控策略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