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上，有一条幽静、雅致的小里弄——上海村。荣获武汉市首届功勋市民的何伟庚老人就住在这里。

　　一个周日下午，我走进上海村一栋三层小楼，拜访了86岁高龄的何老。何老的家干净、简朴，使用多年的老家具依然如故。我捧着一杯清茶，和何老聊起了他的历史、他的故事。

　　向往光明　追求进步

　　1916年，何老出生在上海一户贫寒的海员工人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5个子女就何老一人进入上海海员工会办的“水手子弟义务学校”免费读书。母亲时常训导他说：“你是家中老大，咱家家穷受人欺，但只要有志气，你就会有出头的日子。”而乐善好施的父亲不顾自家生活的艰难，每年在过春节时都要将节省下来的过年钱向粮店购买米票，送给比何家更穷的邻居。父母的言行深深影响了何老，从小他便将“立大志、讲人格、行善事”作为做人的信条。

　　14岁时，何老终因家庭困难辍学，被迫到上海法租界鸿大绸布店当学徒。18岁时，父亲及一弟一妹相继染病，因无钱诊治而过早离开人世，何伟庚稚嫩的双肩从此扛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在极度苦闷彷徨之中，年轻的何伟庚阪依基督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严酷的生活现实很快使何老明白，求上帝是靠不住的，要活下去，还得靠自己。何老很快便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选择：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他结交了一群绸布同业中进取心较强的青年，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对鲁迅、邹韬奋、郁达夫、金仲华、胡愈之等人的文章，何老不仅爱读，还抄录其中评论时事性杂文。何老爱看赵丹、白杨演的《十字街头》等进步电影，爱听爱唱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时，他参加了万人送葬的行列。东北“九一八”和淞沪的“一·二八”两起事变后，何老参加了抗日示威游行活动，并自发参加了“铁血锄奸团”秘密组织，进行抵制日货的演讲宣传活动。他还利用店堂里用于做广告的留声机和店门口的高音喇叭，天天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吸引许多行人伫立倾听，因此遭到十六铺法国巡捕房的传唤，说何老“妨碍租界社会秩序”何老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你们法国人年年7月14日在中国领土上大播《马赛曲》搞国庆活动，阻塞交通，难道只有法国人有妨碍社会秩序的特权?”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何老毅然离开布店，参加了市民的抗日武装组织公民训练队，投入到保卫大上海的抗日战斗之中。还曾去浦东秘密参加打游击，用手榴弹炸毁了日军一个小碉堡。

　　1938年春，何老为逃避追捕，随亲戚到香港，向《大公报》报名拟去延安，因公司不同意未能成行，但却在公司的业务开展中，利用在港和出差内地时接触到很多进步人士，如：由李济深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原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乐杨，长沙进步人士、《晚晚报》社长、民盟湖南省委地下负责人之一兰肇祺，湖南省民盟地下工作者戴德篙，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以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原民建中央副主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等，受他们进步思想影响颇深。

　　1944年秋，在重庆各界人士为抗日士兵募捐寒衣的大会上，何老率先向主持演讲的冯玉祥将军捐一万元法币、一支派克钢笔和一块怀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老在应聘担任设在长沙的华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襄理兼武汉办事处主任期间，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原武汉市人民银行副行长赵忍安，以及武汉民建地下时期有影响的人物施之锉、华煜卿、金斌统、贺尔梅、施真等，他们给予何老许多进步的启蒙教育。

　　1949年2月，何老谢绝香港老板的极力挽留离港返汉。当时，武汉的社会秩序混乱，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对武汉的重要设施进行破坏，把贵重物资掠夺运湘，一方面在“临时救济委员会”上大肆吹嘘要确保武汉。武汉部分进步人士在中共地下市委的领导下，进行反拆迁反破坏斗争，迎接武汉解放，何老也接受赵忍安指派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

　　解放军进城那天，何老和广大群众一起上街热烈欢迎，并且给住在自家楼下的战士提供茶水和生活用具，何老说，能够为解放军服务，是平生一大幸事。几天后，金斌统、施真、贺尔梅和华煜卿先后来何家，动员何老加入民建，说：可以先加入民建再加入中共，何老于是改变了在香港时迫切要求加入中共的初衷，于1949年6月12日经华煜卿和贺尔梅二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而这一天，也就成为了何老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

　　加入民建组织后，何老积极参加了武汉市民建的胚胎组织“星六学习会”的学习，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学习内容。何老回忆起当年学习会的情景时十分感慨：“那学习的气氛真是热烈的不得了，简直就是热气腾腾!”

　　在这期间，何老还虚心接受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统战部王奋、韩奋、宋洛等同志的帮助，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对解放初刚发表的《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三个重要文件感到又新鲜又不易理解，何老数次去向时任武汉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张平化和夫人刘蜀华求教，获益匪浅。

　　1950年9月1日，何老被组织上保送到中原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了湖北浠水农村的土改运动，1951年7月分配到民建武汉市委会机关工作，任宣传教育处第二副处长，不久，提升为第一副处长。

　　人到中年突遭厄运

　　50年代，何老正值壮年，风华正茂，对新生活的向往，对新工作的喜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激励他忘我地干，拼命地干，不计报酬地干。他将华湘公司发的遣散费分别捐献给抗美援朝和浠水县一患病老雇农，又将香港老板汇送的60港元捐献给江岸区上海街办事处办的幼儿园。

　　在机关，他勤于下基层了解会员的思想动态，和会员交心谈心做工作，然后赶回单位写汇总材料交市委统战部。他经常加班加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人生厄运悄然向他袭来。

　　1957年初春，何老向市委统战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他一边热切地期盼着入党的幸福时刻，一边满怀对党无限忠诚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写了一篇题为《正确帮助党整风》的文章寄到中央统战部，对基层某些干部“宁左勿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等现象进行了批评。不料信被退回，何老很快被定为“右派”。满腹冤屈的何老想不通啊：自己明明对党是一腔热血忠心耿耿，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呢?再看市民建机关组织处给自己定性的所谓“右派言论材料”的内容，全是蓄意捏造的一派胡言，原本是何老说的歌颂共产党的话，却被歪曲为反党言论。倔强的何老拒绝在这份极其荒唐的“右派言论材料”上签字，结果因“认罪”态度不好被升级定为“极右”，开除公职和会籍，押往湖北大冶铁山“公钢”劳教，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而何老以惊人毅力，承受住了这人生厄运。在劳教期间因表现突出，何老被“提拔”为两个劳教分队的“学委”，以劳教人员的身份行使管理劳教人员的职责。对这项特殊的工作，何老依然完成得十分出色，5年中所管理的上万人的劳教队没有发生一起逃跑事故，何老因此荣立大小功及一等奖共4次，并被评为“七好积极分子”。

　　1962年5月，何老解除劳教返汉，在上海街居委会跑腿、打杂。1964年，经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批准摘掉右派帽子，由上海街办事处介绍进人民办的上海街纸品装订厂(国有武汉针织器材厂前身)当临时工，一天8毛钱工钱。“文革”中何老又遭粗暴逼供和批斗。然而他挺直腰杆，信念不倒，坚信一切正直善良、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人，是不会被人民忘记和抛弃的。他勉励自己一定要经受住考验，在困境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求生路，不仅要勇敢地活下去，而且要活出自尊、活出自强、活出风采来。

　　1963年3月5日和1966年2月7日，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和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高潮，被打入“另册”没有学习任务甚至没有学习资格的何老，却立志要向他们学习。要像雷锋那样“我活着要让别人活得更好”，要像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的只有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何老的人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人生的“三个奋斗目标”

　　振作起来的何老特地为自己制定了三个人生的奋斗目标。

　　一是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何老一方面勤奋工作，一方面以三年时间自费学完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期刊授党校的全部课程，并被授予优秀学员称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何老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何老又向党组织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漫漫18年的苦苦追求，何老终于在1984年5月12日光荣入党。那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

　　二是要把爱心献给社会，把热心留给民建，把余热献给工厂。“文革”中何老生活极其困难，几乎每天靠在花楼街菜市场捡菜叶糊口度日，但却对别人的困难倾力相帮。工友家遇火灾，他资助钱和粮票;路遇失窃妇女，他立即从自己刚拿到的24元工资中取出18元递过去。“文革”结束后，何老扶贫助困的金额也愈来愈多了，凡他所知的困难者以及求助的人，他都要尽力相帮，有时几十元，有时几百元。他还积极参加为亚运会、防汛抗洪、河北地震等捐款活动，并在13年中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到铁路边帮清洁工人推板车，每天在下班后到火车站或船码头帮人提行李，甚至当了30年的街道义务清洁工。他拾到过金表和钱币，都想方设法地交到了失主手上，并且多年来一直关照住在福利院的两位孤寡老人。

　　何老是在民建机关工作期间被错划为“右派”的，这之后家破人散，备受折磨，平反后也未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恢复原副处级待遇，以致于长期以来都是低工资收人。但他却从不抱怨组织，他说“四人帮”粉碎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个人受冤吃亏已成过去，不足计较。对民建，自己只有维护形象的义务，绝无损害组织的权利。对中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号召，他愿以自己坎坷的经历，去做好心中尚存怨气的会员的思想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文革”结束后民建组织恢复活动时，何老担任武汉民建江岸区综合支部第一届副主任和第二届主任，5年间他呕心沥血想方设法开展活动，力争把支部的组织建设转移到知识化、年轻化轨道上来，把会员的思想引导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上来，把会员的智慧调动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他和唐庸章等支部负责同志一起发展会员67人，使该支部成为当时全省民建组织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基层组织。

　　为凝聚人心，唤起在“文革”中遭受过冲击的会员参加活动的热情，他以古稀之年抱病奔波于武汉三镇，5年中走访会员200人次以上。有的会员曾发誓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经何老与支部其他同志共同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多次上门送温暖，方才放下心有怨气的思想包袱，积极投身于民建组织活动之中。在没当支部主任的日子里，何老的心也没有离开民建，仍致力于“以老带新，新老合作”，满腔热忱地参加民建组织的一切活动。为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激励后人，何老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眼疾，勤于笔耕，先后发表了23篇有助于民建会务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肺腑之言托出一颗赤子之心。

　　何老在工厂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连住房也没有分到，然而66岁退休后当工厂需要他时，他接受返聘任厂长助理，3年中每天平均工作10小时，却没有拿过一分钱补差工资，为工厂的生存与发展无私奉献余热100个日日夜夜。

　　三是走好人生最后一站路，展现晚年风采。1996年4月10号，何老又将党的好干部吴天祥作为学习榜样，“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维护党的利益，把心掏给群众”。他访贫问苦，了解情况，一方面扶贫助难，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还积极向政府部门反映生活困难的群众的疾苦，促其问题尽快解决。何老还热心参加助残活动，和残疾人广交朋友，和他们结成跨越血缘关系的亲情，并自愿加入助残志愿者队伍，先后捐款900元给市残联助残基金会，还直接以金钱和购慰问品助残500余元。何老坚信，榜样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当听到有人说：社会上确实有雷锋那样的好人时，何老感到无比欣慰。

　　好人终有好报

　　何老永远都不会忘记身处逆境时曾给自己帮助的好心人。

　　“文革”期间，何老居住的门栋外发现了反动标语，有邻人诬馅是何老9岁小儿所为，正当何老有口难辩之时，居委会张书记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称何老一家一贯遵纪守法，使何老全家人得以躲过一场政治灾难。

　　当时，何家的住房被房管员强占，1974年3月被迫在外流宿的何老向时任武汉市市委书记的王克文同志投诉，王书记主持公道及时处理，帮何家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住房何家一住就是26年。

　　更令何老感动的是，他患严重的白内障后，残疾朋友们纷纷来家看望，一些报社记者也来采访并作连续报道，向社会广为呼吁多方奔走，还送钱送物，各级组织也给予了关心济助，使何老享受到“健康快车”的免费治疗，治好了眼疾。2002年，何老不幸患上了癌症，但幸运的是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他的病情很快稳定。

　　从学好人开始，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人人称赞人人相助的好人，何老完成了他一生中做人的重要转折。同时，社会各界人士对好人何伟庚也给予了许多关爱和回报，并且授予他很多荣誉。

　　他先后获得标兵、先进工作者称号，荣立一、二等功，四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七次被评为优秀民建会员、两次被评为志愿者助残先进个人，他还是武汉市功勋市民、区十佳文明市民……有不少报刊、电台、电视台均对何老事迹作过报道，使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位好人叫何伟庚。这是党对何老的回报，这是人民对何老的回报，这是社会对何老的回报。何老也由此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就蕴含在这一个个好人好事之中。

　　回望何老的一生，有人说何老是应该有怨有悔的，然而何老却说他无怨无悔。因为，他做了他想做的好人，他做了他想做的好事。而这种境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

　　(作者系市民建机关调研室原主任，  

　　本文转载自《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