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回到老家武汉就会被故乡的巨大变化所吸引，那贯穿东西南北的高铁，那纵横交错的地铁，那连接全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天河机场，那外通海洋的武汉港，使人们的出行变得那样便捷，使商业流通变得更加顺畅和高效率。武汉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生产随 着交通和流通的大幅改善，有了量和质的飞跃，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为民众的生活以及工业生产提供了极大便利，武汉市已成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

　　看到这一切，我感怀万分，不禁回忆起父亲李崇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两通起飞”这一对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理论的历史由来。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倒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父亲曾被禁锢的思绪也开始逐步释放。他暗下决心要把因各种原因所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在有生之年为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教育和民主法制等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1年秋，父亲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并被任命为首届系主任。他历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担任经管系主任之后，就一直积极推动和鼓励老师和学生将所学知识投入社会实践中，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那时，武大经管系的师生曾深入到武汉市洗衣机厂、武汉市自行车厂、武汉市童车厂等单位，协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与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控制生产成本，使得这些厂取得了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武大经管系在参与社会实践中也逐步扩大了它的声望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相较沿海城市落后了。那时“左”的思潮影响还很严重，经济建设只注重发展生产，而不重视流通环节，没有处理好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的辩证关系，缺乏市场调节机制。由于“条块分割”，地区之间封锁严重，相互掣肘，互不流通，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从1981年起，武汉市委、市政府开始讨论研究发展战略问题，以便找到正确发展方向和突破口，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发挥武汉市中心城市的作用。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提出

　　1982年，父亲在洪山礼堂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交通和流通”在经济建设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比上海提出的以“交通和流通”立市早一年)。1983年初夏，就如何加速武汉市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武汉市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大问题，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就本市的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向进行咨询和决策，并向社会征集方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担任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父亲有幸被聘为武汉市第一届咨询委会员委员。

　　1983年5月26日，在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开幕式上，父亲作了《从交通和流通入手加强中心城市的建设——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的发言，这次的讲稿在前次财政学术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充实。父亲提出的“两通”理论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之后，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先后召开了8次会议，邀请中央、省、市的专家学者以及市相关部门的领导，对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公开研讨，共提出意见240多条。在此期间，父亲先后写了二论《再谈“两翼”起飞问题》;1983年12月，三论《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为“内联华中，外联海洋”的经济中心》;1984年4月，又写出了文章《加快改革步伐，尽早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内地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四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两通”发展战略。这一组四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后来被人们称为：“两通起飞”发展战略。

什么是“两通起飞”发展战略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武汉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体制改革，要从武汉地处全国交通中心的地位出发，以工业为主体，凭借加强交通(广义上的交通包括运输和邮电)和流通(广义上的流通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简称“两通”)，实现两翼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地贸易中心、对外经济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和管理服务中心等，即多功能中心，以带动促进武汉地区、湖北地区以及有关各省经济全面迅速的发展。

　　父亲还认为，为实现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首先是发展“两通”，但同时还要配合实施其他战略措施。因此，他又提出了10余条措施：加强交通运输条件;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网络;整顿工业，加快改革步伐;沿江开辟带形新市区;面向农村，支援农村;开发江湖，发展水产;支援湖北，发展中等城市;以武汉为金融中心建立地区的金融网络;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事业;组织科技和教育的力量，实行智力和生产的结合。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博弈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提出后引起社会和学术界极大的反响，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相互博弈，难解难分。主要的质疑是说“两通起飞”不重视生产，搞无米之炊，是主张流通决定论;首先要工业站稳脚跟，增强市属工业实力等等。之所以产生这些质疑，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左”的思潮影响还很严重，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生产、生产、再生产，却忽视了经济活动中流通这个重要环节。

　　针对社会上的质疑，父亲秉持的态度是：开放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理越辩越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人得失，何足挂齿。

　　对于上述质疑，父亲特别在第二论《再谈“两翼”起飞问题》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或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问题)，指出生产和流通或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制约、齐头并进的，这样才能使生产继续顺利进行，而不是一味强调生产。父亲同时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他把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比作一只鸟的两翼，把生产活动比喻为鸟的身体。两翼起飞了，鸟自然会飞起来;“两通”搞好了，生产活动也会被激发和带动起来。二论中还强调要把武汉市建成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也就是地区的“心脏”，就必须大力改善交通条件(使得血管畅通)，使各种商品流通无阻(血液流畅)。只有“两通”发展了，改善了，武汉市的工业生产才会随着商品市 场的扩大而发展。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理论的提出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当时，武汉市经济领域发展缓慢就是在流通环节上出现了问题，运输网络不畅，商业模式和销售渠道单一化，导致畅销不旺，严重影响和束缚了武汉市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所以父亲才对症下药，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根据武汉市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运行特点提出了“两通起飞”发展战略，他强调了工业是主体，从未否认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只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条件下，要重点优先发展“两通”，即要搞市场经济，开放和疏通流通环节，改善武汉市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等，以便更好地为发展工业生产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其中心城市的功能。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科学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1983年7月5日，《长江日报》邀请武汉地区10余名专家、教授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与会各人观点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专家教授认为武汉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应该是发展交通和流通。因武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要使它成为地区的“心脏”，就必须优先发展“两通”。

　　特别要提及的是1984年6月，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联合发起和组织的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全国5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省、市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千余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会议，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关广富、黄知真、王群、吴官正、黎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宦乡，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雷汀，《世界经济研究》副主编秦柳方，中国社科院财贸物资研究所名誉所长刘明夫和我父亲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研讨会，尽管会上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方案，但大多数专家学者赞成把“两通起飞”作为武汉市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突破口，并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被政府采纳

　　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以我父亲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和其他不同主张进行了认真研究比较，认为“两通起飞”的观点更符合武汉市当时的实际情况。于是，1984年春，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采纳父亲的建议，开始制定以“两通起飞”为突破口的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道。报道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武汉市人民政府已拟定出改革试点的十条实施方案。方案的宗旨是：以“两通”为突破口，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国务院给予武汉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6月8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县级以上负责人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搞活“两通”作为综合改革突破口。

　　6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市长吴官正郑重宣布，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欢迎国内外客商前来开发投资或经营工商业。

　　在此前后，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经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于1984年7月7日上报中央和国务院。9月23日，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从此，武汉市以“两通”为突破口的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开始提速，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

党和政府对“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肯定

　　“两通起飞”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商业、交通、工业以及对外开放和内联工作的大发展。武汉敞开三镇大门后，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拓宽了各种流通渠道，调整了产业结构，涌现出了多种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时万商云集，展现了“江摇千家橹，河泊万家船”“货旺连三江，物丰贯四海”的繁荣景象。武汉市的商业经济突飞猛进，多项经济数据名列全国前茅，武汉市逐步成为地区多功能中心，创造了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期。武汉市这一开创性的重大举措给全国城市改革开放起到了先行的示范作用，一时间各大报纸争相宣传报道，各大城市纷纷来武汉学习和取经。

　　1985年1月2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第一号嘉奖令，表彰父亲为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赠送给他一只景泰蓝大花瓶，作为永久的纪念。武汉市政府的嘉奖令上写着：“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为武汉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此嘉奖。”那一天，我随父亲到市政府礼堂参加隆重的颁奖仪式，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欢乐的迎宾曲和全场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吴官正市长亲自为我父亲带上红绸大红花，颁发嘉奖令证书和景泰蓝大花瓶。父亲接过奖状和奖杯，既高兴又激动，高兴的是市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他一生都在想着多为祖国繁荣做点事，激动的是他感到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那天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德国籍专家、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威尔纳·格里希先生。《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以及国内其他主要报刊都报道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同年，父亲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战略暨“两通起飞”的一组论文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理论的实践成功得到了国家党、政领导的肯定和支持。1985年4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在武汉视察时对武汉市以实施“两通起飞”发展战略为突破口的实践予以充分肯定，说这是个有胆识的决定。万里副总理对吴官正市长说，“两通”突破好。后来吴官正转任江西省省长时，万里对他说：你把“两通”突破带到江西去。中央党校出版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中在谈到中国城市改革时，专门介绍了武汉的城市改革，充分肯定了“两通”突破的战略 思路。1984年12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武汉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王一鸣先生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写道：胡耀邦总书记到湖北视察，关广富、钱运录两位书记和胡德平作陪，胡德平同志会后告诉我们，“两通起飞”卓有见地，经济腾飞与交通关系甚切，表示很同意李教授的意见。国家体改委也一直支持武汉市这个敢为天下先和有开创性的重大举措。1985年，父亲和其他专家学者提出“中心开花”战略，争取武汉率先成为内地开放城市。1987年，父亲又提出“沿江开花”战略，对武汉市和其他沿江城市的开放起了促进作用。基于父亲对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贡献，他被《武汉改革志》列为武汉改革开放头号人物。2008年12月1日，《武汉晨报》曾刊登“晨报动议为武汉改革风云人物塑像”追踪报道，结果是“塑像改革功臣，首推李崇淮”。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决策过程中的小故事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决策过程充满惊涛骇浪，父亲冒着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了考验。

　　根据原武汉大学经管系教授、民建武汉市委主委，也是“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参与人肖国金先生的回忆，我父亲曾对他说过以下一段话：提出搞“两通”就是搞市场经济，是有再次被打成“右派”风险的。20世纪80年代初，“左”的思想还很严重，特别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理解市场经济的问题。1982年，父亲在洪山礼堂的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交通和流通”发展战略之后，引起社会上和学术界巨大的反响。在1983年暑假后开学不久，武汉大学曾召开过一场关于“两通起飞”的研讨会。会议由当时的一位武大副校长童懋林主持，参加研讨会的有武汉市政府，人民银行，武大经济系、经管系教师和学生。会议上，武汉市政府的代表发言，表示支持“两通起飞”的论点;人民银行的代表持反对意见，认为是“引狼入室”;部分经济系的学生否定“两通”。会议第二天中午，肖国金和童副校长路过我们家门口，童副校长对他说：“请你转告李教授，这次是学术研讨会，不是批判会，请李老放心。”在研讨会的第三天，另一部分利用暑假到下面考察的十来个学生代表发言，支持“两通”。 因为他们的社会调查结果是正面的，从市场实际效果上验证了“两通起飞”确实促进了市场商业活动和经济的发展。而后，武大经济系的一位老师发言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说这一理论是“胡说八道”。因为当时的主流理论是“生产决定论”。肖先生接着发言，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指出没有中间的流通环节，生产和再生产就不可能延续。要抓流通促生产、促消费，抓中间带两头。肖先生强调指出，李崇淮教授提出的“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理论，就是对症(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下药。当时中央驻武汉联络组组长胡德平是最后一个发言，他把原先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不谈对“两通起飞”的意见，转而只重点介绍武汉市童车厂的管理经验。最后，童副校长未做结论，宣布研讨会结束。

　　据肖国金先生回忆，自从这次研讨会后，我父亲已逐步领会到了中央和武汉市政府是支持“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因而夜以继日，奋笔挥毫，陆续写出了第三论和第四论“两通起飞”，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这一发展战略构想，为武汉市的经济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肖国金先生在采访时曾对我说：“武汉人以‘敢为人先’为荣，对你父亲而言则是‘勇于建言，胆识过人’。”2016年秋，在父亲百年诞辰时，他欣然挥毫为《以学报国 风范长存——李崇淮百年诞辰纪念图集》题词：“胆识过人，功勋卓越”，表达了对父亲的崇敬。

　　1985年6月，父亲应邀参加黄鹤楼落成典礼，我们一家都去了。吴官正市长见过我们一家后，特意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你父亲对武汉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献计献策贡献非常大，是武汉的大功臣。他的‘两通起飞’理论不仅对现在，更将会对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吴市长还谦虚地说，这几年从我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对他的帮助很大。而后他还招呼我们一起合影留念。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吴官正市长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武汉市会在“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理论的引导下逐步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进入政协，任重至远，继续为人民谋福祉

　　1985年，父亲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会主委，同时被增选为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份荣耀，但在他的心里则是一份更重的担子。自那时起，父亲更是时刻思考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先后提出了许多改善和促进民生福祉的提案和建议。

　　20世纪80年代，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已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987年，我父亲亲自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提出尽快修建武汉长江公路桥(长江二桥)的建议。在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父亲又联合31名代表提出这一提案。姚依林副总理对此十分重视，迅速批转给国家计委研办。国家计委经过研究，于1987年5月14日发出《对武汉大学李崇淮同志建议修建武汉长江公路桥问题的复函》致武汉市政府：“待投资落实后，即可审批设计任务书。”这是国家计委第一次以专门文件形式确定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实施工作。父亲的建议促成了长江二桥于1991年5月动工，1995年6月竣工通车，大幅缓解了武汉市城区内交通拥挤的状况。除长江二桥外，父亲还先后在市人大、市政协组织的会议上提出武汉市改革公交系统车票制(改为一票制)并实行承包制、改善武汉大学周边交通路段(建议整修八一路)、修缮环东湖路段和武汉大学改用长江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的建议，这些提案和建议都一一得到了市政府的采纳并付诸实施。前两个提案还获评为市政协优秀提案。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提出三十余年后的武汉和展望

　　回顾武汉四十年来的改革历程，从“两通起飞”到“两型社会”建设，再到现在的“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的改革开放攀登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两通起飞”发展战略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和影响着武汉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这让我更加领悟和体会到我父亲在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理论的开创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回忆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当时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王群、黎智两位书记和吴官正市长，是他们发扬了“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采纳了父亲“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建议，让武汉走出了具有武汉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

　　我父亲是学者、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充满爱国精神，心里满满装的是如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服务于社会和为繁荣祖国作出贡献，是以学报国的一生。这里，我引用2008年12月10日《武汉晚报》刊登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文章中的一段话：“30 年，人到中年，而立之年，对于一个城市尤其如此。在我们昂首迈步之时，忍不住回头看看身后的足迹，那里充满了豪情和感激——我们感激李崇淮教授!上世纪80年代，思想放飞，催生了武汉发展‘两通起飞’和‘两通突破’的理论与决策，武汉改革开放自此全面启航。”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8年出版的《武汉改革开放30年鉴》和《武汉春秋》杂志2008年第四期中，也重点回顾和报道了我父亲对武汉市改革开放所作的重大贡献。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武汉电视台再次以晚间第一条新闻回顾了父亲力排众议提出“两通起飞”发展战略的气魄及其对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武汉电视台承办的“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短视频征集评选大赛中，父亲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李崇淮与武汉“两通起飞”》 的短视频获得优秀奖。看到这些报道，更让我深深怀念父亲，武汉人民也在感激和缅怀他对武汉经济发展的贡献。父亲在天堂若能看到当今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就和灿烂的远景，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作者李建岚系李崇淮之子，本文转载自《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