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三不”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重要体现，也是统一战线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自”“三不”方针提出的背景

1957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全党整风到反击右派的转变，其后由于指导方针上出现“左”的错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庐山会议后又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有些同志主张在党外也搞重点批判。这些使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肯定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并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

1959年11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意见》，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运动，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并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并在批语中指出：“这次反右倾斗争，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

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上述方针政策和指示，对于稳定统一战线形势是十分及时、正确的。特别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受到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

“三自”“三不”方针的形成

1959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时，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在来开会之前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有些人则把调动服务与思想改造对立起来，认为这几年工商业者服务有成绩，思想上翘尾巴，否认改造，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

为了及时扭转情况，帮助开好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等座谈，建议他们改变开会方法，采取中共在延安整风时期创造的和风细雨办法，开“神仙会”，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并且要贯彻“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鼓励大家敞开思想，提出问题，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顾虑，敞开思想，会上展开热烈争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1960年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和中国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同样实行了“三自”“三不”方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与会广大知识分子讲出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对于会上反映出的大量有关合作共事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要反求诸己，而不是着重责备中共党员和青年。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通过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三自”“三不”方针，提高了党外人士的思想认识，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三自”“三不”方针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三自”“三不”方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三不”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广大党外人士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在统一战线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93年，第18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指出：“坚持‘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是搞好统一战线思想教育的关键所在。在新形势下，要继续提倡‘三自’‘三不’，通过学习与讨论、交流与恳谈、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深化自我教育。”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三自”“三不”方针仍然广泛运用于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成为统一战线自我教育的好传统、好做法。实践表明，“三自”“三不”这种自我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特点，抓住了思想政治工作精髓，对于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文转载自民建中央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