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和地质灾害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兴趣都在人文科学上,1966年的“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还是个懵懂的毛头小伙,之后,巨大的社会变革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到了21世纪,现实生活让我开始更注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开始寻思着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芸芸众生把自然科学(尤其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学科)以科普散文的形式叙述出来,目的是让人知晓科学既不神秘也不遥远。于是,在2008年初,湖北科技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原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王霖川先生主编的探秘•解谜5本套科普丛书。全书由《自然之谜》、《生命之谜》、《动植物之谜》、《海洋之谜》和《宇宙之谜》所构成。也许是大地为了惩罚我的偏狭,丛书竟漏编了对人类为害最烈的地质现象----地震。赶到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等地的8级地震发生以后,直到我三次用颤抖的手捐款以后,直到我盯着电视的双眼泪流满面以后,才羞愧得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那么,科普丛书对人类的启迪和帮助又有哪些呢?本文谨从常识性教育谈点粗浅的看法。
今天再来追溯半月前发生的那场灾难,再来看时下所进行的这些工作。计有:当初民居定址的地理位置是否恰当?抢救灾民时做的一系列方法和措施是否正确?灾后重建的建筑选址是否考虑了防震?32年前四川松潘大地震后的经验教训以及控疫治病的先后程序是否汲取?是否借鉴参阅了日本关西大地震所做的补救措施?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许多人由于科普知道的缺乏,以致使本该存活的生命逝去了。这些人中,既有受难的灾民也有凭一腔热血来救人的志愿者。在痛定思痛之余,或多或少地有点迷惑:比如,一个歌手出道不过三五年时间吧,经过业内人士这么一包装,那么一鼓捣,再登台一唱,就几十分钟的功夫,竟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之巨的收入了。
设计“神六”上天的科学家能有如此待遇?
满街卖的录像带、VCD、DVD的碟片有着层出不穷的影视星、小品星和歌星。他们在出巡时都要前呼后拥。还有那么一些追星族,不遗余力地为其捧场效劳,甚至一个几秒钟的广告,动辄也是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
我们的科学家能如此阔绰?
遗憾的是,不仅稚气满脸的小学生,即使一部分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也理直气壮地宣告:某某星就是我的偶像!
我辈清贫得习惯了,无意去妒忌这些人,更无意病态地认为“没吃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但都要大声地问上一句:这些“星”与制造了“两弹一星”和“神六”的科学巨匠及一大批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们相比,孰轻孰重?
中国的科学家安于默默奉献,秉承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操。难道他们的画像只能被行政命令似地贴在学校的墙上,即不能被一切识字的人自觉地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己的卧室、书房?
难以轻松的缘由于此而生。
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天、地、人。可是今天的人类恰恰对这三个古老的话题知之甚少。对于“天”,现代宇宙学不过刚猜出点皮毛。对于我们整天踩在地下的“地”,我们钻探的深度不过以10公里计,与地球半径(6378.14公里)相比,不过才千分之二三。若是苹果,我们连表皮的深度都没有啃破。这点我们甚至不如一条虫!因为,它至少已经吃到了果心了。刚刚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级地震,人类丝毫也没有预测到,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人”,我们了解得尤其肤浅,特别是大脑思维的本质与神经工作的方式,我们还基本一无所知,可能宏观与微观的“语言”在此全不通用,她也许是下个世纪“芝麻”都叫不开的神秘洞府。即使科学之路如此艰辛,取得一点成果如此之难,我辈仍对孜孜不倦为科学探索的人们脱帽致敬!就是他(她)们解开了或正在解开一切禁锢人类的愚昧枷锁。用人类先进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来引导人类从爬行到挺身而立,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混沌迈向文明和昌盛。
随着医学事业的日渐昌明,在现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延长人的寿命,以进一步拓展人类文明。不过,若是人类寿命长到了当今的10倍,人人都能达到彭祖800岁的水平,就一定是好事吗?200年前,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就说过:“如果没有死亡,最大的幸福就会属于极端疯狂者”。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以“少时读书,如萤火之光,青壮年读书,如日中天之势,晚年读书,如秉烛之明”为楷模更好一些。,这个书,绝对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好书了。
科普图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讲的都是宇宙内外所发生的事。一些寻根究底的学人在思索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产生的背景,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更有甚者,有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力图破解其中之谜,努力揭示出它们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生命攸关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分辨科学与伪科学,澄清流传已久的谬误,匡正似是而非的习俗。本文也是期待人们从中得到启示,盼望有志于此者采取一些合乎科学合乎自然的行动。当然,科学是包罗万象的事业,它需要各方面的才能,如杨振宁教授所言:“我想同样强调的另一点是,有许多年轻人喜欢收集、分类和整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才能。我相信大家知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有更高的组织能力。有些人天生就是组织者。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我希望你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它会引导你走向非常有益和重要的新的发展方向。”
谈到书市,有一个颇费思量的现象,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了几千本,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书和盗版书却从各种渠道泛滥。窃以为,这除了一些作者在动笔时抱着“目中无人”的主观因素外,还与一些被“别人都说好”的扎堆舆论和盲从误导有着孪生的联系吧。这种现象,倒使我想起一个发生在四川的古老故事。
蜀地有三个药商,都在集市上卖药。其中一位专进最好的药,而且根据买进的价格来决定卖价,既不谎价,也不求暴利。另一位则好与不好的药都进,药价的贵贱,也只看买主的意思,出价高的给好药,出价低的则给差药。还有一位,根本不进好药,只要能多卖。顾客要求多添一点,他就给添上,从不计效。于是乎,病人都争相到他的药店买药,以至于药铺的门槛,每隔一个月就换一次。一年多时间,这人就成了巨富。那个好与不好兼进的客商,顾客来得稍少一点,但过了两年,也成了富翁。只有专卖好药的那位,他的药铺前,大白天也像夜晚一样冷清,生意清淡。中国古代的大寓言家郁离子见了这种情况,感叹地说:“如今当官的也是这样啊!以前,楚国边境上三县的县官,其中一位为政清廉,即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以致离任时,连雇船的钱也没有。人们讥笑他是个大傻瓜。另一位则是看准机会就捞一把,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的贤能。还有一位,无所不贪,而且用脏物来巴结上司。结果,不出三年,他就被推荐担任管理法纪的州官,连老百姓都称赞他是好官,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同样道理,科普丛书的编写、阅读和普及也有个良莠参差的问题。首先它涵括了出版社、撰稿和阅读者是否以“灾难是最大的政治”这个良心命题。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担当。自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各主权国家或以民族立国,或以信仰建立国家认同。各种形态的文明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唯独在灾难面前,整个世界是一个人。因为灾难的突发性,也是因为灾难的普遍性,更因为是人类在战胜自然的过程中,才真正懂得生命的尊严和高贵。
我们无法回避这种最大的政治,我们无法回避在这种政治面前的个体角色和民族性格。地震吞噬的是生命,却无法吞噬人类历史中的血性和尊严,更无法改变我们争取幸福的权利。古语云,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从现在开始,再逐步普及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科普知识,让处于各类“边缘群体”们始终有一种防范和抵御的戒心。那么,才真正具备了“把灾难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的资本了。
2008年5月2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