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他们也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武汉民建的先贤中有多位与荣氏在汉企业有紧密联系，他们艰苦创业、保家卫国，共同致力于当时的民族企业发展和振兴。筚路蓝缕，如今我们和全市人民一起奋斗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道路上，回顾先贤们的足迹，秉承他们的奋斗精神，我们将会更加坚定信心，奋勇向前。

　　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只有这一家。”荣氏在汉企业福新第五面粉厂(简称“福五”)、申新第四纺织厂(简称“申四”)是旧中国武汉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它的经营成功之道，可供借鉴。

　　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昆仲，从19世纪末靠4部石磨起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终于创建了庞大的荣氏企业群，推动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946年，我进入荣氏在汉企业，先后担任申四、福五经理室秘书，厂部秘书兼总务主任。现将我知道的荣氏在汉企业的情况择要叙述如下：

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特别在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粮食奇缺，作为面粉输出国的中国却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那时荣氏资本集团从事纺织和面粉工业已有近20年历史，实力相当雄厚。荣氏集团看到大战结束后的大好形势便积极向外省发展，1918年荣氏集资30万元，选择小麦集散地，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在硚口宗关汉江北岸购地筹建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并委派其族兄荣月泉任经理，李国伟(荣德生长婿)任协理兼总工程师，负责设计安装全面领导工作。1910年福五建成投产，生产的牡丹牌面粉以其良好的质量畅销国内各省市，还远销英、荷等国家，获利丰厚。从此福五一帆风顺，1925年资金增长为150万元，扩建新车间，添置钢磨16台，安装发电机一套，日产面粉5000包。后又在扬子街新德里开设营业部，在江汉路福新里建平房20栋，一跃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面粉厂。

　　1920年间，总经理荣宗敬为了在解决福五粉袋布问题的同时，充分利用汉口是全国五大棉花市场之一，纺织工业大有发展余地的优势，集资筹建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荣月泉兼申四经理，李国伟兼协理并负责工程设计安装领导工作。原拟筹集百万元建设资金的申四，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实际筹资仅28.5万元，装纱机1.5万锭、布机273台。1922年投产时即欠上海总公司及福五153万元，并向外商银行抵借350万元营运，这是荣氏举债办企业的一例。申四开办后，不仅资金不足，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经济侵略势力渗透到华中地区。垄断纱布市场，以高价收购棉花，低价倾销纱布的方式扼杀中国民族资本。申四1922至1924年3年间共亏损银元258163两。

　　申四虽年年亏损，但依赖福五年年盈利的财力支持，仍不断扩充生产设备。此举引起上海、无锡部分股东不满，他们攻击李国伟在申四的经营管理不善，主张出卖申四，专办福五。卖厂之议传到汉口，荣氏在汉企业内一时议论纷纷，人心不安。与申四毗邻的日商泰安纱厂得知这一消息后，四处活动，图谋买进兼并申四。李国伟对日本人的刁难欺凌早有戒心，他意识到是否卖厂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得失，也涉及到民族工业的前途问题，于是多方设法向总经理陈说利害，最后得到荣氏的支持，申四才免遭被吞噬的命运。

　　1927年夏，申四受到国内政局的冲击，原棉供应断绝，被迫停产。1928年，总经理荣宗敬亲自率领副经理华栋臣(李国伟表兄，原上海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和总工程师肖松立(纺织专家)来汉，由于华栋臣运用借贷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肖松立在技术改进上获得成功，申四面临的危机逐步得以解除。不意1933年一场大火，使申四10年来惨淡经营的3万纱锭和厂房毁于一旦。在这危急的时候，李国伟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复兴计划，他在复兴计划中提出的以保险赔款、抵押借贷和增资等办法，得到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大力支持。1934年申四全面复工，任命章剑慧(李国伟表弟)为申四厂长，至1936年申四发展成为拥有纱绽5万枚、布机875台，漂染设备齐全的棉纺织印染的全能企业。同年盈利50万元，这是申四开办以来第一次获利。

筚路蓝缕　再创佳绩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数月上海、无锡相继沦陷，荣氏在沪、锡的企业均被破坏，损失严重，唯独福五、申四在汉生产获利颇丰。1938年1月，荣宗敬在香港病逝，荣德生带领全家到汉口避难。其时，国民党政府动员武汉工厂内迁。迁与不迁，引起荣氏企业内部意见分歧。同年8月，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奉令宣布，限各纱厂于两星期内拆迁，否则予以炸毁，以免资敌，这才使申四下决心停工拆机准备内迁。为了解决内迁资金和运输上的困难，申四通过章映芬(章剑慧之妹)与新运总会黄仁霖的关系，以请宋美龄到厂参观为名，向宋陈诉内迁运输困难和缺乏搬迁费。宋美龄当场下令军政机关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予以帮助解决。

　　内迁分水、陆两路进行，押运员工出于抗日爱国的激情，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内迁的成功，给李国伟继续办好福五、申四以莫大的信心和动力。1939年1月，申四开机生产，成为当时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工厂。同年5月，福五也开工生产。因此两厂开工后很快就获得丰厚的利润。

　　福五、申四宝鸡厂址选择在斗鸡台，该地人烟稀少，一片荒凉。李国伟坐镇指挥，克服建厂所需建筑材料奇缺的困难，创建了窑洞车间。1941年，纱、粉两厂始陆续开工生产。至抗战胜利时，这一荒僻的黄土小高原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城镇，各厂厂区内绿树成荫，清洁整齐，受到中外人士的赞扬。

　　从1941年开始，荣氏集团还先后派李冀曜(荣德生的四女婿，李国伟的堂弟)去成都筹建申四成都厂;派龚一鸥(李国伟的表弟)在天水筹建福五天水厂。至此，申四有重庆、宝鸡、成都三个分厂，福五有重庆、宝鸡、天水三个分厂。这些工厂除宝鸡厂外，规模虽然不大，但都能生根发芽并取得可观的经营效益。

　　与此同时，李国伟利用国民党法币贬值的机会，全部赎还了抗战前抵押在银行的荣氏在汉企业;利用日军占领汉口后外侨撤退的机会，以外汇廉价购进英商沙逊洋行、怡和洋行和新泰洋行全部房地产和沙逊栈、怡和栈、新泰栈等3个大仓库，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美金储蓄券和美金公债的时候，通过纽约代理人章午云(章剑慧之弟)的关系，套购外汇;利用国民党政府驻美商务代表李干(李国伟堂弟，李冀曜之兄)，把“冻结外汇”转为“自由外汇”;通过章映芬与教会的关系收购美金汇票。以上福五、申四套购积累的外汇，除订购纱机7.5万锭、面粉机6000台，日产30吨的造纸机和4000千瓦发电机等外，尚掌握美金300多万元和黄金6000多两，以备企业复员之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李国伟立即由宝鸡飞赴重庆，与福五、申四各负责人章剑慧、李冀曜等召开“复员计划”会议，总的计划是首先赶去上海接收日伪纱厂，其次是汉口复厂。

　　李国伟虽先去上海布置标购敌伪产业，但对汉口老家并未疏忽，他分别从宝鸡、重庆、上海三路派人去汉探明荣氏企业留汉机器的下落。1945年9月，申四、福五重庆分厂总务主任华煜卿从重庆乘第一艘复员轮船首先到达汉口。华在汉探知下太古栈有福五的面粉机，李国伟即派华迩英(面粉专家，华栋臣之弟)到汉复厂，陆续安装找回的机器生产，张之光、王秉忱(建筑专家，章映芬的丈夫)先后任厂长。1946年厉无咎任汉口申四厂厂长，负责复厂工作。由于申四厂房被国民党汽车修理厂占据，迟迟未能收回，影响了装机工作，到1948年7月才得以部分开工生产。申四、福五庞大的复兴计划因时局关系最终未能实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岌岌可危。李国伟虽厌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又害怕共产党的到来。他与章剑慧等函电往来，商讨时局，抉择行止。章剑慧力劝李国伟在香港设厂作为最后退路。李国伟根据这一思路，决定把申四在港的英国纱机2万锭截留在九龙，设立九龙纺织厂。1949年2月，李国伟率领总管理处全体人员撤离汉口，并任命厉无咎为申四、福五湖北管辖区经理，华煜卿、张之光为副经理，钱钟纬为申四厂长，王秉忱为福五厂长。临行前厉无咎因病在沪治疗，汉口两厂业务交由华煜卿替代。

　　1949年11月，华煜卿受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的委托，去香港动员去港工商界人士返汉。华煜卿向李国伟汇报了解放后荣氏在汉企业的情况，宣传了中共城市工商政策。李出于爱国和爱企业的愿望，毅然率领总管理处人员于1950年1月返汉。1954年，申四、福五两厂同时实行公私合营，从此，汉口荣氏企业走上了新的道路。

　　1955年李国伟去北京定居。

　　1962年，李国伟偕夫人荣慕蕴旧地重游，在武汉市粮油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丁俊杰陪同下到汉口福五厂(已改名为武汉第一面粉厂)视察，两老详细地询问了工厂生产和职工情况，并去厂前厂后和襄河边察看景物，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李国伟最后一次回到汉口。

苦心经营　独树一帜

　　福五、申四两厂是荣家一手创办的企业，其主要负责人和股东们都是荣家周围的亲戚朋友。福五股东不多，由于年年获利，荣氏把守很严，外人很难插入。申四股东很多，时有增减，如1933年大火后，申四账面亏损已超过资本的4倍，当李国伟提出复兴添股增资时，经理部对全体股东发出公函“凡不愿在股的，或不愿对公司负无限责任的，可以声明放弃股权”，当即有23人放弃股本，随后申四吸收一批中高级职员及其家属成为中小股东。荣氏在汉企业实行一个机构两个公司的体制，即一个经理管理两个厂，厂长以下各有一套生产管理系统。在人事方面，荣氏在汉企业封建保守意识浓厚，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轻易托付重任。因此，各厂人员非亲即友。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事纪事》就为“昔日老友，都为经理”而感到自豪。李国伟对外虽有所突破，但在内部仍然无力冲破这种伦常关系。

　　福五、申四在抗战前，一切都听从上海总公司的领导和指挥。荣氏在汉企业内迁后，李国伟在后方独树一帜，直接管理各厂的经营和人事安排。1940年，李国伟在宝鸡成立总管理处，李国伟自任处长，华栋臣、章剑慧、李冀曜为副处长，统辖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宝兴五个公司，后又添宏文和渝新两个公司。后来还设立湖北、西南、西北、上海四个管辖区和广州、九龙两个直辖厂。总管理处的成立，标明申四、福五已自成体系，它与荣鸿元(荣宗敬长子)掌握的上海总公司，荣德生父子另组的总管理处(辖申新二厂、三厂、五厂及茂新各厂)，在荣氏企业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荣氏企业在武汉的发展，是与李国伟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李国伟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18年起受荣氏委托，到汉口创办福五、申四。他负责荣氏在汉企业后，自学纺织管理知识，始终以荣宗敬、荣德生的经营作风和经验为圭臬。荣宗敬常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李国伟非常佩服这种经营思想，并且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业务之中。当福五在1919年建成投产时，李国伟鉴于汉口面粉有牙尘(即含沙)，不为市场所欢迎的状况，选用原料，雇人拣择，因此生产的牡丹牌面粉，洁白无牙尘，品质优良，压倒各厂面粉，畅销各省市和海外，这不能不说是“得力在于选择原料”之功。

　　李国伟经营的另一大特点是，在国内重要商埠和原料产地，星罗棋布地设置外庄和办事处，自营收购运销和传递信息等业务，与此同时，他在伦敦、纽约、香港、海防、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设有代理处。抗战时，李国伟自办运输系统，陆路有自备卡车40余辆和租用公路局车辆，载运各厂原材料和成品行驶于川陕、陕甘、渝蓉、川黔、陕豫各公路上;水路设立嘉陵江水道运输队，自备木船多艘，往返航行于嘉陵江上，大批陕棉由广元直运重庆，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李国伟在荣氏企业中的作用，大有“青出于蓝”之誉。

　　(注：李国伟历任武汉市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府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

　　(作者唐庸章系原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公司经理室秘书，1950年加入民建)   

福新第五面粉厂

申新第四纺织厂

荣月泉

李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