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伟(1893—1978)，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孝廉，父亲是进士。他幼年丧父，生计赖母针线维持，受祖父启蒙，及常得叔父资助，曾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191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曾任陇海铁路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师，是一个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1916年他与著名工业家荣德生的长女荣慕蕴结婚。1918年辞去工程师职务，参加荣家企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是时荣家企业发展迅速。1918年荣氏委派李国伟去汉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1920年又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李国伟一生致力于民族工业的经营和发展。

　　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于1919年投产，其生产的“牡丹”商标面粉，以质量好压倒武汉其他各厂，很快打进国内外市场，南运北销，营业一直很好，获利丰厚。由于连年获利，不断扩大生产设备和资金积累，开工五年，它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二倍，资金增加了四倍。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于1922年投产，由于资金不足，依靠借债建厂(该厂原拟集资100万元，实收仅28.5万元)，生产技术落后，在日本纱布倾销下，连年亏本，幸赖福新五厂盈利抱注，才能勉强维持并逐渐扩充设备。李国伟是学土木工程的，不懂纺织技术，初期工厂生产管理依靠封建工头。工头飞扬跋扈，压迫工人，殴打管理职员。李国伟励精图治，知人善任。他一方面刻苦钻研，自学纺织技术，终日在车间拆拆装装，了解机器性能;一方面去上海和日本考察，学习先进管理制度，果断地废除了封建工头管理制度，同时任用一批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改革，改变了生产落后的面貌。

　　申新四厂年年亏损，引起上海少数股东的不满，他们担心“福五”要被“申四”拖垮，同时对李国伟能否办好企业有怀疑，提议总公司把“申四”卖掉，专办“福五”。卖厂之风传到与“申四”一墙之隔的日商泰安纱厂。日商正想操纵华中纱布市场，便四处出活动企图吞并“申四”。李国伟坚决反对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提议，一再向荣氏陈述利害，终于得到荣家的支持，“申四”得以避免为日商吞噬。

　　为了申新四厂的发展，李国伟煞费苦心，克服了许多困难。1927年国内政局变动，国库券和中央银行票贬值，企业损失很大。荣宗敬亲自到汉，向银行抵押贷款740万元才得恢复正常生产。1931年武汉大水，全市泛滥成灾，李亲自指挥两厂员工将张公堤、福新路、宗关至水厂堤防加高，紧急时将成包小麦、面粉堆上，竟得化险为夷，纱粉两厂幸免进水。1933年“申四”大火，3万纱锭的机器和厂房全部焚毁。李国伟提出“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复兴计划。他以火险赔偿金和银行贷款，并说服荣家增资共420万元。向保险公司购进烬余机件先后修复2万余锭，另向国外订购新纱机2.5万锭和3000瓩发电机全套设备。后又陆续扩充纱机、布机，并添置漂染机全套。礼聘工程技术人才和培训专业管理人员，改进技术，加强管理。两年整顿，工厂朝气蓬勃。至1935年已拥有纱机5万余锭、布机1000台和全套染整设备，成为申新系统首创自纺、自织、自染能力的全能设备厂。

　　抗战军兴，不久上海、无锡沦陷。荣家在上海、无锡的工厂均遭日军破坏，全部停产。唯独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汉生产、营业特别兴盛，1937年“申四”获利185万元，“福五”亦获巨利。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政府限令拆迁。李国伟拥护抗日，力主内迁。他不顾上海股东的反对，在爱国员工的全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将部份机器分水陆两路拆迁川、陕。

　　抗战期间，沿海工业区尽陷，内地无工业，商品物资奇缺。李国伟把机器内迁后，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在荒原上建设工厂。迁去重庆的纱厂于1939年1月开工，面粉厂亦于同年5月开工，这是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厂。当时重庆(包括大后方)没有生产过机制棉纱，所以纱粉两厂的产品，成为抢手货，销售畅旺，获利丰厚，这为宝鸡厂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他在内地除开设“申四”“福五”各地分厂外，还在成都创办建成面粉厂，在宝鸡创办宏文造币厂和陶瓷厂等，在重庆、宝鸡创办公益机器厂，能自造纺织、面粉、造币等机器，在六七年时间内，共发展了20多个分支企业。最突出的，在敌人封锁交通，机器不能进口的情况下，自造全套纺纱机1万余锭;史无前例地把2万纱锭安装在窑洞内开工生产，日机数次投弹轰炸，未受丝毫损失;利用废棉造纸，变废为宝等等。

　　李国伟经营的工厂分布在几个省市，地域辽阔，交通运输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便于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他们自备卡车几十辆，奔驰在川陕、陕豫、川黔、滇缅公路上;自置骡马大车数十辆，来往于川陕公路上;还雇有一大批木船，往返嘉陵江上，构成水陆交通网络。李国伟为了统一调度人事、物资、互通市场信息，促进经营管理，于1943年在宝鸡成立“申四”“福五”总管理处，李自任处长。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雄心勃勃，用战时超额利润积累的巨额黄金外汇，在国外订购了一批先进纺纱机、面粉机、造币机和发电机等设备;在国内购进了汉口怡和、沙逊、新泰等洋行的仓库和全部房地产。除准备在汉恢复纱粉两厂的宏伟规划外，还标购了一批敌伪产业，并以1555.5亿元的标价，购得重庆军政部纺织厂(即原汉口日商泰安纱厂)改名为渝新纺织厂。1947年总管理处由宝鸡迁至汉口，李国伟返汉后被推选为汉口市工业会的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毅然率领总管理处人员于1950年由港返回武汉。自1951年起，他把经营的企业陆续申请公私合营。抗美援朝期间武汉市各界爱国增产捐献武器，他积极响应，捐献17亿余元(旧币)，是武汉工商界中捐献最多的。

　　当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时，他为了表示对祖国建设的赤诚之心，把定息陆续购买公债，并刻了一颗木章，在公债票上加盖“支援建设，永不兑现”字样。他以民族工商业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党和政府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和荣誉。

　　他历任武汉市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府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他在弥留时刻还嘱咐家属把一笔巨款捐献给民建、工商联作为教育福利基金，实现他“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心愿。1978年10月1日李国伟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唐庸章系原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公司经理室秘书，1950年加入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