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加入民建的?这个问题看来简单，说来话长，非一言可尽，因为这是与我解放前政治立场的转变密切相关，而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

　　1946年5月，我从美国留学回京后由交通银行总行分派到汉口分行任襄理。由于我对银行业务兴趣不大，喜欢看看书，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于是次年2月就应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培刚同志之邀，开始在武大兼任教职。那时赵忍安同志是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的经理。由于“同行”，我到武汉不久就彼此相识了。那时，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理事长邹安众组织了一个“武汉聚餐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晚宴，参加的都是武汉工商财经各界的名流。赵忍安同志和我也都是该会成员，因此常见面，起初，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他的看法是：一个“精明能干、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和风华正茂的资本家代理人”。

　　有一天晚上，交通银行经理邹安众在交行宴请当时湖北省政府的主席万耀煌，我也参加作陪，但刚刚上菜不久，万就借故走了，邹很扫兴。过一天见到赵忍安，他对我得意洋洋地说：“那天万主席到我家里来了，聊了很久。”我心里想：“你巴结上峰打开领可不小啊?”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我们党派到武汉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他同万耀煌的交往正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后来知道，他的许多重要情报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6年内战爆发，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内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民不聊生。我写了一些文章论当时的通货膨胀，建议发行物价指数库券，实行工资和储蓄存款的指数化，以控制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1948年10月，国内各界知名人士五十多人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采纳，遭到拒绝。赵忍安同志对我说：“你的用心是好的，但国民党不会接受。战争不结束，通货膨胀只会愈来愈厉害。我们应该反对把‘勘乱’战争进行下去。”

　　1948年8、9月间，国民党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尚未进行，国共战争处于僵持状态。当时我以为就国内外大势看来，国共双方谁也不能在短期内战胜谁，战争旷日持久，将使人民陷于水愈深，火愈热的境地。这时谣传苏联大使有企图调解之说，我以为和谈时机已到，但又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性甚少，不如实行南北分治，对外一个中国，对内分南北两个部分，南方由国民党治理，北方由共产党治理，双方实行和平竞赛，不以武力征服对方，而以政绩来争取人民的拥护。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我曾于1948年下旬去南京访问当时美国驻华在使司徒雷登(1946年同船返国，故而相识)，建议美国不要再支援蒋方，应与苏联大使一道来调停国共战争，实行南北分治，和平竞赛，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返汉后，我就写了一篇《试拟当前中国政治问题之解决途径》一文，油印散发，鼓吹停战议和，在文中我提出了双方停战议和及实行南北分治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进行和平竞赛的八项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在1948年9月份写的。当时，提倡和谈，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犯禁忌的，许多国民党报纸都不肯刊登。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求和时，才于1949年1月17日在上海《申报》修改发表。此时，我曾向《武汉日报》发表谈话，认为“时机已失，不可复得”，暗示讥讽之意。

　　1948年9、10月间，当我鼓吹“停战议和，实行南北分治、和平竞赛”的主张时，国民党还坚信“勘乱必胜”，对我的倡议自然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同年10月和11月间先后派著名的文人和政客胡适以及民社党的头目张君劢来武汉，他们以讲学为名，在武汉聚餐会上大肆攻击我的主张，称之谓“为匪张目，打击士气”，是“失败主义者”。在武汉聚餐会招待胡适的那天晚上，我因事中途离去，没有听到他的发言，次日赵忍安同志特地来看我，把胡适对我的攻击告诉了我。他对胡适的话很不以为然，表明了他憎爱分明的立场和对我的同情心。在招待张君劢的那次宴会上，张君劢主张勘乱到底，我主张停战议和。彼此各抒己见，唇枪舌战了一番。赵忍安背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这样我就把他看作我的知心人。

　　其实，我当时的政治立场谈不上进步，只不过是处于中间摇摆的状态而已，我对国民党的专横独裁、贪污腐化是不满意的，但对共产党也不了解。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我怀疑共产党是否也会走向专横独裁、贪污腐化的道路。因此，曾经一度在中间道路上徘徊。

　　这时，赵忍安和地下党金融组的另一位同志陈啸原(扬中同学，时任伪农行经理秘书)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不时向我透露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和消息，向我谈论一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并给一些地下党散发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给我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会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但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欢迎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所疑惑。

　　1949年春，平津解放，报载中共在天津举办了折实储蓄，其内容和我所提倡的物价指数储蓄大体相似。赵忍安对我说：“你的主张国民党不能实行，中共却实行了，因为中共是为人民的啊!”这又加强了我对共产党的好感。

　　1949年3、4月间，国共正处于谈判期间，交通银行总行调我去担任广西梧州交行经理。这时我面临严峻的抉择：去还是不去?个人的命运不能不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大局将急转直下，我将何去何从?这时，在北方和中部战斗紧急的时候，梧州是最好的避难所。万一国民党垮台，梧州也是逃往国外的最好“跳脚石”。虽然在国外有可能谋求安逸的一生，但是，那将使我离开可爱的祖国。中国的命运将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为什么不跟随中国共产党走?

　　正在彷徨之际，赵忍安同志从香港学习回来了。我就和他商量怎么办?他说：“我在香港见到许涤新，他要你不要离汉，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这时，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培刚也从香港回来。他说：“你如不去梧州，脱离交行武大将聘你作专任教授。”

　　这样，我就接受了武大的聘书拒绝了交行的调令，与交行决裂。4月初在忍安同志的帮助下，他特派了一辆卡车，把我们全家由汉口交行迁送到珞珈山上来了。

　　我迁到珞珈山上以后不久，交行经理邹安众和几个副经理就都逃跑了。那时赵忍安和翁和新同志就住在和成银行楼上。我每逢过江，都要到他们那儿去，有时甚至就住在他们家里，陈啸原同志也常来，对如何稳定人心，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准备接管交换意见。此时我已离开交行，他们要我介绍一个可靠的人，以便帮助他们保行保产和准备接管工人，我就介绍了扬州中学同学赵风章同志。

　　说来令人扼腕，当时住在赵忍安夫妇隔壁的紧邻竟是“剿总”的经济处长孟学思。他们与孟过从甚密，常从孟那里得到重要新闻和情报，可是孟却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我是在1949年4月间由汉口交行迁往武昌珞珈山的，那时珞珈山已有“小解放区”之称，我迁到珞珈山以后，就参加了地下党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所领导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讨论会和演讲会，以及护校保产工作。当时物价飞腾，国民党政府经费支绌，教职员工资常发不出来。由于我和当时伪国家银行的负责人较熟，迁居武大以后，就被推为“财务委员”。常与葛扬焕(当进的总务长)、张培刚等一道去汉口催索经费，以维持学校开支。

　　1949年5月16、17两日，汉口和武昌相继解放，我和其他武大同事一道，获得了新生。此后就走上了与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道路。

　　1949年武汉解放不久，民盟武汉市负责人戴今生、吴传启来武汉大学发展民盟成员。武大盟员吴廷戮教授找我谈话，希望我加入民盟。我与赵忍安同志商量，他很赞成，他说：“我们党很重视统战工作，民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之一。你参与民盟，也是为党工作。”这样，我就加入了民盟。

　　解放后，赵忍安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副行长并兼搞统战工作。1950年间，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过程中，他是筹备委员和三位召集人之一。当时民建市分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华煜卿同志和我早在解放前就熟悉了，他也参加过交行的武汉聚餐会。他们找我谈话，要我参加民建，说民建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我在交行工作过，很多民建成员我都熟悉，便于工作，比参加民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在他们介绍下，我又参加了民建。此后我就主要以民建成员的身份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迄今也有46年了。这46年中，在党和民建各级组织领导下，我竭尽绵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了一些工作。饮水思源，当初如果不是地下党的帮助，使我转变政治立场，是不会有今天的。

　　(作者系民建中央原名誉副主席、民建武汉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