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武汉市的民建组织作为最早成立的5个地方组织之一，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会员代表，尤其是很多老会员展现出的对党和民建事业的忠诚，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通过学习和了解老一辈民建会员的事迹，回顾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引领会员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扬长期形成的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传承，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不断焕发为国出力、为会增光的积极性，共同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今天起，武汉民建微信公众号将不定期推出“史海钩沉”栏目，请大家持续关注。

　　老汉口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在汉口中山大道与车站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曾有一家名叫“时记”的照相馆。我小时候住的宿舍离这家照相馆不远，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常和小伙伴们结伴来这儿看橱窗里陈列的照片。若有零花钱，便在这家照相馆里和小伙伴们互换服装，并摆出各种好玩和好笑的姿态照相玩，从此留下了诸多美好的记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长大参加工作后，会和这家照相馆的人结下更深的情谊。

　　1987年元月，我调到市民建机关工作，从其他机关干部的介绍中，我才知道时任市民建副主委兼秘书长的石怡雯曾是“时记”照相馆的少奶奶。我于是有点儿好奇：一个资本家的少奶奶，是如何参加革命工作走上领导岗位的呢?

　　当时，市民建和市工商联合署办公，时称“两会”。“两会”设有一个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会”，石怡雯兼任妇委会主任。妇委会成员中，基本上都是和她一样出身的“太太”“少奶奶”，在工作中，我和她们也有些许接触，我觉得她们都很热情，而且也都很能干，机关干部尊称她们为“大姐”。大姐们是一群人生经历很特别，甚至有点儿传奇的、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们多半没有工作，却乐于奉献，成天愉快地忙碌着，不拿一分钱工资还倒贴车船费、误餐费等(后来才有一点很微薄的车、船费补贴)，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许，从石怡雯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窥见这一群体的整体风貌罢。为此，我走访了石怡雯，请她讲讲她的人生和她的成长过程。

　　打开回忆的闸门，石怡雯很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与妇女工作分不开的。想起这一段工作经历，我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从学生——资产阶级少奶奶——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市民建三届副主委兼秘书长，这一条人生轨迹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对我谆谆善诱、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统战部、‘两会’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支持，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组织，感谢同志们使我成为新中国的新人、一个能为社会所用的人。”

　　一、勇敢地走出家门，不再当少奶奶

　　1927年10月，石怡雯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父亲教书，母亲系家庭妇女。她6岁入学，一直读到高中，1947年到汉口与陈希德结婚。陈希德的父亲是毕业于美专的“时记”照相馆的老板陈晓棣，当时陈希德迫于父命，协助其父料理照相馆业务。陈父1950年回上海，1952年“五反”时不愿返汉，陈希德只好接手担任照相馆的老板。

　　石怡雯作为一个单纯的女学生嫁入陈家之后，便过着优裕的少奶奶生活，家里有保姆、厨师、包车夫等仆佣。她的婆婆没有文化但喜好打牌，家中因之常常宾朋满座人来客往，石怡雯作为少奶奶不得不经常应酬于这些太太之间。这种生活对一个从县城来的女学生而言，很不习惯也很不喜欢。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石怡雯不顾公婆的反对，坚决要求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公婆只好同意她到自家开办的照相馆工作。当时照相馆里最舒服的活儿是给照片着色，另外便是拍照、修照片等，最辛苦的是营业员，每天上班比别人来得早，要站着接待顾客，有时还容易与顾客发生纠纷。石怡雯没有以少奶奶的身份挑个好工作，而是自愿选择当上了最苦、最累、又学不到什么技术活的营业员，她与职工同工同酬，遵守店规店纪，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不久，厉无咎的夫人赵蓉动员她出来参加学习，学习当时政府颁布的时事政策和有关对资本家改造的文件。后来，赵蓉又分了点儿社会工作给她做。对每项工作，石怡雯都极其认真地完成。她认为自已学识不够，更无社会阅历，唯有认真参加学习，努力踏实地工作，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

　　现在回忆起来，石怡雯还能记得自己刚参加社会活动时的“工作起点”——发活动通知，后来又联系一些尚未走出家门的资本家家属参加社会活动。白天要上班，这些社会工作便都安排在晚上做，每次她都当作一件大事认真负责地完成。她在工作中去感应新时代跳动的脉博，呼应新时代变幻的风云。

　　二、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活动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怀仁堂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以及民建中央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就如何适当地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座谈。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景以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采用赎买政策等作了详细阐释后，着重强调了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

　　1956年1月22日，武汉市各界人士15万人在汉口、武昌两地分别举行了武汉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庆祝大会。在会上，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市长宋侃夫宣布武汉市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会后，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游行，工商业者和家属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高举镰刀斧头，敲锣打鼓地抬着决心书和写有“听、跟、走”的巨幅标语牌走在游行的队列中。石怡雯还记得自己那天穿着色泽艳丽的织锦缎短袄参加了盛会和游行。这次活动给了她很大的感染和教育，成为她终身难忘的一件往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这场变革中，工商界家属在帮助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了积极地配合作用，因此，开展工商界家属的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陈云同志在全国工商界家属会议上所说：“两位部长一席话，不及家属枕头状。”

　　为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1956年1月25日，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有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会期10天，武汉市的民建组织出席该会的代表有3人，她们是黄立雪(苏先勤夫人)、赵锦(华煜卿夫人)、李佩芬(刘梅生夫人)。这次会议主要是由各地代表汇报地方组织关于开展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各地均介绍了一些家属思想转变过程，和家属帮助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事例。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和副主席邓颖超应邀到会并作了发言，指出：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细致的教育过程，大家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工商界妇女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同时，还就大家提出的思想方面的问题作了解答。时任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作了总结发言。

　　武汉市的民建代表李佩芬的发言极为精采，她提到刘家解放前的“双钉案”，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引起著名作家老舍的关注，老舍还接她到自已家中座谈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这次会议的代表还受邀参加了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荣慕蕴(李国伟夫人)和赵蓉则列席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商界家属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常委于1956年3月2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024人，列席269人，其中，湖北省代表60人，列席10人，武汉市代表31人，时任省长张体学、省政协副主席周杰、省妇联主任郭力文以及省、市“两会”领导均出席了欢送会。该会议还邀请了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和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致开幕词，邓颖超大姐作《跟着祖国前进 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就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业者及家属关心的问题作了解答。4月2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使代表们感到无比荣幸。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姐妹书》。

　　以上两次会议结束之后，武汉市工商界进行了广泛地学习、宣传和动员，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界的大姐们纷纷走出家门参加街道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初步认识到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是新时代的要求，从而涌现了一大批街道工作积极分子、五好家庭、五好个人等先进人物。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武汉市工商界青年中大多数人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956年2月，中国新民主青年团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武汉市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29人，其中市民建会员即占27人，石怡雯有幸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参加全国性的大型会议，兴奋之情无法言表。会议休息时，武汉代表团与上海代表团对歌，你唱一首，我回一首，整个会场洋溢着工商界青年的青春活力。这次会议聆听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廖承志同志的报告，陈毅副总理也到会讲话，这些报告和讲话对石怡雯教育很大，特别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更是她铭刻终身的盛事，成为她以后勤奋工作报效祖国的力量之源。当天晚上她难抑内心的激动之情，提笔给远在汉口的丈夫报告喜讯，让他和自己一起分享这幸福的时刻。会议即将结束时，武汉代表团的成员们来到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摄影留念，此时石怡雯的心情格外激动。新的中国新的政权，没有抛弃、没有嫌弃、没有歧视自己是昔日资本家的少奶奶，而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不少荣誉，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唯有更加努力地发奋工作，方可回报。

　　三、当上全国“两会”家属委员会委员

　　令人喜悦的好事儿接踵而至。

　　1958年，“两会”中央(即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家属工作委员会，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任主任，后来由浦洁修同志接任主任。副主任有杨鉴清(荣毅仁夫人)、应伊利(王光英夫人)、黄织(孙孚凌夫人)等，委员有28人(含主任、副主任)，“两会”中央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所占的名额较多，湖北省仅分到一个名额，石怡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十分珍贵的名额竟然给了自己。当统战部部长找她谈话告诉她被推荐为“两会”中央家属工作委员会委员时，她十分吃惊，同时胆怯。她说：“我才疏学浅，没能力，更没资历，怕挑不起这个重担，辜负党的教育培养，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部长鼓励她说：“你年轻，工作踏实，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抓紧学习提高认识，一定能做出新的成绩。”

　　“两会”中央成立家属工作委员会之后，家属工作全面展开。1961年武汉市“两会”成立了工商界家属工作委员会，时任主任为金勖贤(陈经畲夫人)。成员们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们在妇联组织的支持下，开展了创“五好”活动，即：学习工作好、教育后代好、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安全卫生好。又组织工商业者家属走出家门，积极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中，参加学习，参加街道工作，参加政府号召的一切活动。江岸区由崔瑞珍负责办起了电焊厂，武昌区由鲁荣桂负责办起了硫酸厂，江汉区由黄开慧负责办起了耐火泥厂，这些都是较重的体力劳动，工商业者家属参加办厂，既得到了锻炼，同时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1961年12月9日至23日，“两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武汉、广州、长沙三市工商界家属工作座谈会，“两会”中央罗叔章、杨鉴清和中央统战部郭彤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帮助工商界家属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稳定情绪，安排好家庭生活，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困难等。15天的会期均在汉口胜利饭店召开，石怡雯在统战部、市“两会”的重视和帮助下，以及大姐们的共同努力下，对会议作了十分细致周到地安排，会后，罗叔章、杨鉴清和郭彤等一行人还到她家作客。

　　四、遭遇“文革”冲击

　　突然爆发的“文革”运动让石怡雯猝不及防，上午她还在研究工商界老年人的工作，下午就和其他几位市“两会”领导被揪出来批斗。接踵而来的是戴高帽游街和剪发抄家，她的家被一个民办中学的红卫兵抄得十分“彻底”， 家中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衣服被褥全部拿走，连文字、照片、资料等都未能幸免，家具只剩一柜一床，一家老小顿时跌入痛苦的深渊。天气转凉后，一同居住的店内职工晚上偷偷送来被子，她唯恐连累他人不敢接受。

　　与此同时，许多妇委会成员的家庭也遭受很大冲击，赵蓉全家被赶出家门迁到一间小屋。各单位也大肆批斗工商业者，许多工商业者被抄没家产。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进市“两会”办公地点，声称“两会”是“反动资本家的黑窝”、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他们焚毁市“两会”的招牌，砸碎历史文物旧商会的石碑，“两会”部分负责人被揪斗。从1969年10月起，随着市“两会”机关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机关工作和党派组织活动全部停止。这是武汉市的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经受的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石怡雯和广大会员一起，以对党、对国家、对统一战线永不泯灭的坚强信念，以顽强的毅力，挺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磨难，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诺言。

　　五、喜迎祖国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武汉市“两会”于1978年5月恢复活动，分别成立了工作小组，市民建工作小组成员11人，组长华煜卿，副组长徐雪轩、刘梅生、但伯昆，石怡雯则是7个委员之一。市民建工作小组首先对停止联系十年之久的会员和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老会员赵凤章告诉笔者，当时石怡雯来到家里欣喜地告诉他：市民建马上就要开展组织活动了!

　　自从中共中央重申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均有重获新生的激情，各级组织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1979年10月11日，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石怡雯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1980年3月17日至21日，市民建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与市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石怡雯当选为市民建第六届委员会副秘书长。1980年5月26日，市“两会”新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主任是傅尚信，石怡雯是5个副主任之一。1980年12月20日至28日，市“两会”妇委会主要负责人赴京参加九省三市妇女工作座谈会，回汉后作了广泛地传达贯彻。1984年11月2日，经调整，石怡雯任妇委会主任，而此时，她已是市民建副主委了。1986年她任副主委兼秘书长。调整后的妇委会成员共35人，副主任为李佩芬、黄立雪、方秀英(平麟伯夫人)、赵蓉、崔瑞珍、傅月仙。这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踏实肯干的集体，奋发图强的集体，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市“两会”妇委会的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里程、新的高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是恢复了学习组制度，提高了工商界家属的思想认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统一战线政策，实事求是地落实了各项政策，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说：“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令广大的民主党派成员都有重获新生的激情。

　　武汉市“两会”妇委会就如何开展工作多次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妇委会的工作应从工商界家属的现状及特点出发，以抓精神文明为主开展思想工作，决定恢复学习组制度。当时工商业者和家属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对党落实各项政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又对“文革”中所受的冲击心存余悸，对重新走出家门顾虑重重，家属中多数人没有参加工作，但她们又有一定的文化和工作能力。“两会”妇委会成员于是分片区上门看望工商界家属，针对她们的思想情况现身说法，做到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情动人。

　　有一年春节正月初一这天，石怡雯和干部韩翠华排好线路一天就走访了24家，使工商界家属深受感动，学习组很快恢复了活动，且出勤率在90%以上。有一天下着大雨，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同志“微服出访”来到市“两会”机关，只见40多位大姐正聚集在一块儿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吴市长感到很惊奇。石怡雯向吴官正汇报了“两会”妇委会学习组的学习情况后，吴官正十分感慨地说：“在当前学习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天又正下着大雨，你们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坚持学习，难能可贵。”

　　二是花甲献余热、鹤发育童心。为响应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全国、全民发出的要关心和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要为三亿儿童办实事做好事的号召，“两会”妇委会决心据此开展活动，开始由大姐们捐钱，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石怡雯便提议搞义卖义做。

　　当时正值端午节前夕，市面上粽子供不应求，而石怡雯和方秀英大姐既能做豆沙又能包粽子，若包粽子义卖不仅可获利，还能缓解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实乃一举两得。在“两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妇委会的大姐们在“两会”机关的大院中支起炉架煮粽子，常委室则成了包粽子的工作场地，当时“两会”机关在“文革”中被市公安局占用的办公室有部分尚未退还，还有公安干警在“两会”机关上班，他们目睹了大姐们的义卖热情也十分感动，说：“这些昔日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今天为少年儿童干粗活，办好事，当刮目相看。”

　　第一年，大姐们包了7500只粽子分送到市委统战部和妇联等单位义卖，因粽子价廉物美极受欢迎。以后又发动能做缝纫的大姐们在家中做童装。第一年的义卖活动共获利2879元。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使大姐们信心倍增，第二年在继续包粽子、做童装的基础上又提出义卖商品，大姐们在“两会”大院中摆开了150种商品摊位，现场挂上“为儿童办实事义卖”的大幅标语，义卖三天便获利5120元。以后各区“两会”妇委会也纷纷开展义卖、义做活动。1989年，在李佩芬、崔瑞珍、刘庆蓉三位大姐的操办下，在民众乐园举办了一次京剧义演，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义卖、义做、义演所获款项一部分捐献给了市、区妇联组织和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自留用于开展各种活动，如给街道幼儿园置办风琴、电扇、桌椅、餐具、玩具、童装等;看望弱智儿童;到劳教所看望失足青年，送去书籍和劳动工具，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做社会主义新人等。

　　市“两会”妇委会还关注到儿童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当时社会上幼师的师资力量很薄弱，儿童入托难，而民办幼儿园教学质量又很差，康健秋(周兹柏夫人)、张琳两位大姐牵头开办了幼师培训班，接待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咨询，康大姐还帮助武汉轮渡公司幼儿园建立制度，协助老师制订教学计划，上公开课讲授教学方法，还到郊县去讲课。之后，康健秋、李佩芬、赵锦、杨声辉、李瑶舟分别办了幼儿园，其中，康健秋义务办幼儿园长达9年。

　　1985年至1989年，“两会”妇委会每年在街道、工厂、郊县和医院举办优生、优育、优教即“三优教育”活动，共举办讲座90余场，听众近万人。为了让孩子们受到革命传统教育，还组织了机关干部的子女瞻仰革命烈士墓、参观雷锋事迹展览、举办党史图片展等，使他们知晓革命道路的艰难困苦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为丰富儿童的文体活动和暑期生活，“两会”妇委会还多次举办了儿童书法、绘画、歌舞、讲故事比赛，组织原工商业者的第三代及机关干部的子女参加为期两天的夏令营。市“两会”妇委会经过调查，了解到儿童暑期尚缺智力游戏活动，根据“两会”中央提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拾遗补缺”的精神，由傅月仙大姐牵头在硚口区试办智力游戏活动7场，收到较好效果，第二年市“两会”妇委会便大力推行这项活动，时年67岁的赵蓉大姐收集资料编写了两册七大类共4万余字的《少年儿童暑期活动教材》，代礼国、李良玉、吴以明、刘庆云、赵淑兰、张全玉等大姐负责100多幅挂图和培训30多位讲解员的工作。市“两会”妇委会成员在“两会”常委会上试讲《少年儿童暑期活动教材》时，组织了80多位学生，邀请了市人大、市政协、市统战部、市妇联、团市委、青少办和省、市“两会”的领导参加，会后各区又分别下到五好大院、居委会、街道、学校和郊县演讲，并赠送教材。鲁荣桂大姐等还去宜昌讲授。大姐们不畏天寒和酷暑，奔波武汉三镇和郊县，不接受吃请、不要接送、不要报酬，听众少则30余人，最多的一次是崔瑞珍、李佩芬、吴以明大姐的演讲，有600人听课。该活动共演讲180余场，有近两万人听讲。

　　该活动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市青教办的一位同志说：“我们也曾想办智力游戏，但难度太大了没有办成，接到你们请柬时本不打算来，后来抱着想看看你们到底搞些什么名堂的心情来了，一看，真是很感动，你们做了这么多的挂图，还编了厚厚的两册教材，特别是听了年迈的、白发苍苍的讲解员的生动讲解，感到由衷地敬佩，你们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此沤心沥血，做了我们专业人士都做不到的事，真叫我们无地自容。”一位老师也很感慨地说：“丰富学校的课外活动是我们多年的愿望，但一直没能搞起来，你们的智力游戏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除此之外，市“两会 ”妇委会还开办了青少年数学和语文补习班、普法教育竞赛(有许甲玉等女律师参加)、儿童健康与教育咨询、儿童健康比赛活动等，开展了儿童食品营养卫生方面的调查研究等，还组织荣慕蕴、崔瑞珍、方秀英、黄立雪捐款8万元帮助花桥街、二七街办起了花桥幼儿园和回民幼儿园。

　　三是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市“两会”妇委会组织“两会”家属到街道治理脏、乱、差，为烈属、军属打扫卫生，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洗头、理发、洗衣被、送礼品并与他们联欢，在李淑萍、赵淑兰、张金玉大姐的带领下，大姐们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做了新衣裤。时年70高龄的吴兰祥大姐在居委会经常帮助年老有病的老人烧饭送菜，还受居委会的委托义务照顾一个精神病人的生活达一年半之久。

　　妇委会还开展了创“五好”活动，发挥妇女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如提倡妇女们要搞好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做到家庭和睦和邻里助人为乐，大姐们带头作表率。姚润洁大姐搞调解工作，六年化解大、小纠纷三百余起，受到法院的表扬。赵蓉大姐在街道搞“十代”(代拿牛奶、报刊、代倒垃圾、代写书信等)。

　　另外，妇委会的文娱活动也很精彩，年逾花甲的大姐们上台跳采茶舞和大头舞、演双簧、对口相声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妇委会成员别样的风采和才华。

　　短短的几年中，妇委会成员被评为省级五好家庭的有1人，市级五好家庭的有12人，区级五好家庭的有42人，街道五好家庭的有69人，市“两会”五好家庭的有187人。赵蓉大姐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1982年方秀英大姐参加了全国妇代会。1986年3月4日市“两会”在“三八”妇女节座谈会上，对80名“五好”女会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四是向社会献爱心。1983年为救济郊县水灾灾民，妇委会发动捐款3189元，衣物921件，粮票2080斤，布票50尺;1986年，妇委会向红安县老苏区捐衣物1700件，又购买价值1750元的教学仪器捐赠红安学校;1987年“两会”家属缝鞋垫1000多双寄往老山前线，同时动员子女和孙辈写了500封慰问信，加深了军民鱼水情;1988年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2600元。

　　在汉口满春街文具厂濒临倒闭时，在市委统战部王嘉瑞副部长的牵线搭桥下，妇委会接过该厂改造成服装厂。当时街道只提供厂房，有十几名不会缝纫的工人要安置进厂，还有十七、八位退休人员要发工资，面临许多困难。这项工作交由方秀英大姐负责后，方大姐不辞辛劳，每天从武昌赶往汉口操持工厂的筹备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添置了40多台缝纫机，以及电裁剪机和三线机等设备，安置了20多位待业青年。大姐们也兴致勃勃地挽起袖子干粗活，不会踩缝纫机就请来师傅教。为节约经费，方大姐等人亲自去工厂购买便宜布料，又亲自扛回工厂，方大姐还设计了新颖美观的式样。大姐们的创业精神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好评，一些市级领导前来参观，时任武汉市妇联主任的徐淑贞将该厂命名为“健美童装厂”。殷幼华、傅月仙大姐也在硚口区办起了健联童鞋厂。罗福兰大姐在街道的领导下办的松竹梅餐厅则安置了不少待业青年。另外还有自办、协办、扶上马送一程的街办企业。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妇委会这些活动坚持了近10年。

　　1987年3月2日至8日，武汉市政府在深圳市举办“武汉市出口商品洽谈会暨港澳亲友联谊会”。石怡雯受市政府之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又通过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大姐，联系了香港查济民夫人和蔡德河夫人等10多位社会著名人士的夫人来深圳参加联谊会，该项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被称为“夫人外交”。石怡雯和这些夫人们的合影照片刊登在武汉市工商联成立40周年的纪念会刊上。

　　我手边有一封感谢信，信中的内容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对市“两会”妇委会的大姐们无私奉献的感激之情。信写于1982年3月2日，写信人是上海街崇正居委会，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武汉市工商联干部同志们：

　　您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示，并积极响应省市委的号召，在三月份我市将开展声势浩大的“文明礼貌月”的活动中，为解决武汉市“脏、乱、差”的问题闻风而动，带头行动起来。您们以石怡雯同志为首，率领李佩芬、崔瑞珍、方秀英、韩翠华、蒋淑琨、王静英、郑玉顺、程荷莲、钱薇、江玉琪、刘玉清、余珍珠等同志，于1982年2月25日上午来到我崇正居委会搞环境卫生，仅在半天时间内，就清除了垃圾三大堆约三吨。您们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争先恐后抢着干，累得大家满头大汗，坚持把劳动搞完，您们这种公而忘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居委会全体干部学习。”

　　市“两会”妇委会的活动也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好评，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电台、武汉电台作过报道。1997年5月1日，《人民意志报》以“不用扬鞭自奋蹄——记优秀市人大代表石怡雯”为题，刊登了对石怡雯的专访文章。在武汉市工商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武汉市“两会”妇委会的工作，认为“做得很好，很有成效”。

　　六、坚守清廉之风

　　1958年，前苏联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建协议，撤走专家。1960年我国又开始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严峻形势，面对这些“天灾人祸”，工商界中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反复不定的动摇情绪，对粮食供应政策亦有抵触不满情绪，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信心不足。

　　为了稳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绪，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对党对国家的信心，“两会”中央于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17日在西安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联席会议，石怡雯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苦乐观的发言。1989年在武汉市市委召开的双月座谈会上，她又作了要树立为政清廉之风的发言。1996年11月20日在《人民意志报》上她发表了《德为人之本》的文章，她写的论文《人大闭会期间如何发挥代表作用的几点思考》，被收录在《武汉市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会理论研究文集》中。

　　作为市民建机关干部，我还看到石怡雯生活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朴实、朴素、清廉、节俭。她身穿的衣服有不少是自已亲手裁制的，当干部们夸她的手艺时，她常笑称这是文革期间“劳改”时学到的一门手艺。1993年2月，武汉市妇联组织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考察活动，但需市民建出活动经费15000元，她没去;1995年3月8日，武汉文华室内装饰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创立新公司，特邀石怡雯前往参加开业庆典，这次往返机票和住宿费用全部由该公司承担，她仍然没去，她不愿增加对方的接待负担。10余年中她从未要小车接送她上班、下班，直到生病后，才开始用小车接送。实行公休制后，她也一直没有公休过。“两会”机关没有空调，盛夏高温达到39℃时，职工们下午可以在一楼的大礼堂中休息，而她却坚持工作。

　　七、永远不忘党和民建组织的恩情

　　我曾经问过石怡雯副主委，这些大姐们大多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有的人在政治上也没有作实职安排，她们为什么有如此激情、如此干劲、如此觉悟呢?她们为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呢?她说，是党的教育以及和平改造政策的感召，给了我们奋斗不息地热情和干劲，只有在新中国，我们才有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才有新的政治生命、新的人生之旅、新的奋斗目标、新的成就和成果，如当年配合满春街创办健美童装厂时，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支持我们，认为这是为三亿儿童服务，又能缓和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还可安置待业青年，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妇联组织也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这对我们建厂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又如办市“两会”妇委会骨干培训班，培训期间统战部的领导亲临会场看望大家。1983年7月19日举行智力游戏活动试讲解的这一天，时任中共武汉市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辛甫，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李泊，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嘉瑞，市妇联副主任何巧芝均参加了当天的活动，辛甫在讲话中对这一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许，这些都使大姐们深为感动。说实话，我们有时也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是一想到有党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的确，石怡雯的成长也正是因为党给了她不少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并给予了许多鼓励和许多荣誉。在党的春风沐浴下，她可以说是“马蹄疾”了。她先后担任区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区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市青联委员、市妇联常委，省民建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两会”中央家属委员会(后改为妇委会)委员、省市“两会”妇委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81年被市妇联命名为“五好干部”，1983年被市政府命名为“五好干部”，1989年被市妇联评为优秀干部，1992年、1997年两次获省政协颁发的荣誉证书，1996年被市人大评为优秀人民代表……

　　1996年至1997年，她先后从市民建秘书长、副主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用每天到机关上班了，不用再操心民建的事务了，但她仍“常回家看看”，市民建有活动邀请她参加，她从不推辞，干部们会员们那一声热情的呼唤“石副主委”，令她觉得分外亲切、亲热和亲近。

　　为了给这篇文章配照，我曾经带上照相机去“时记”照相馆寻旧，然而“时记”照相馆早已难觅其踪，一座高楼在这里拔地而起。我虽然未能给“时记”照相馆留影，但石怡雯及市“两会”妇委会大姐们的亲切身影已在我的记忆深处留影，她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永远不泯的信念，将随着历史的脚步，走进我们心里，长驻我们心中。

　　如今，当我再回首这些历史场景时，我仍然会被石怡雯及市“两会”妇委会大姐们的不凡人生和可贵精神所感动。当祖国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些大姐们啊，也用自己的双手刷新了自己的自尊、自重、自立和自强之路，同时，为社会奉献出一份真爱、一份深情、一份贡献，她们虽年事已高，却活出了让世人称道的风彩、神彩和精彩。

　　我退休后，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接听，电话那端传过来我熟悉的带着江浙口音的武汉话：“小赵，你还好吧?”是石副主委!我又惊又喜。从此，每年我均和她通上几次电话，每次，她均是第一句话即问候我“小赵，你还好吧”，让我感受到她对干部的那份深情关爱，同时，我也从电话中，感受到她对民建放不下的那份情和爱。

　　2019年10月16日，我翻看手机时，发现石副主委用她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我却没有接到。我知道她打电话的习惯：每次用手机打完电话即关机，但是，如果给我打了电话我没有接到，她会一直守在手机旁。于是我立即回拨。

　　“小赵，你还好吧?”电话接通后，石副主委照例先问候我。然后，她再问我：“你最近去机关了吗?”这次电话，我与她聊了56分钟。此时，她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我感慨、感叹、感动，对民建的这份情结，陪了她一生。她难舍这份情和爱。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调研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