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武汉市的民建组织作为最早成立的5个地方组织之一，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会员代表，尤其是很多老会员展现出的对党和民建事业的忠诚，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通过学习和了解老一辈民建会员的事迹，回顾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引领会员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扬长期形成的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传承，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不断焕发为国出力、为会增光的积极性，共同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今天起，武汉民建微信公众号将不定期推出“史海钩沉”栏目，请大家持续关注。

　　他出生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他参加过进步组织上海“蚁社”的活动，他是武汉市民建的胚胎组织“星六学习会”的热心义务工作人员。

　　他40年代起任荣氏在武汉的企业申四(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福五(福新第五面粉厂)公司经理室秘书，一干30余年，历经私营、公私合营、国营三个历史时期。

　　他是武汉解放后第一批加入民建组织的会员。他热爱民建组织，先后发展会员10余人，其中有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钱钟书的弟弟，原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汉口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钱钟纬。

　　他与另一位老会员一起历时17年，主笔撰写了《武汉民建40年》一书，那年他70岁。

　　他以87岁的高龄撰写了《爱国实业家李国伟和荣氏在汉企业》一书，为中国民族工业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他以96岁的高龄撰写了《厉无咎，荣氏在汉末任经理》一文，刊登在2006年8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

　　他就是民建武汉市会员唐庸章，市民建机关干部亲热地称他为“唐老”。

由学徒到参加“蚁社”活动

　　1910年12月28日，唐庸章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洛社镇。14岁他随舅父去上海当学徒，1927年又随舅父到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市政机关工部局当练习生。工部局有一个文案职员叫李伯龙(解放后曾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李伯龙介绍他认识了沙千里(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人物之一)。1928年，李、沙二人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之友社”，合办《青年之友周刊》，唐庸章帮忙向报摊推销该刊物。“七君子事件”人物之一、后来成为民建中央领导人的章乃器，同是“青年之友社”成员。1929年，一群自喻如蚂蚁类小人物的青年人，又成立了在上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的上海进步职业青年文化团体——“蚁社”，从事新文化运动。1930年，为了提高中国员工的地位，李、沙二人联络工部局的中国职员多次向工部局交涉后，成立了工部局“华员总会”(后改名为华员俱乐部)，这是当时上海租界里第一个中国职员的工会组织，此举大长中国人的志气，为“蚁社”的发展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还曾多次掩护“蚁社”成员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活动。当时，李伯龙派不满20岁的唐庸章到“华员总会”当义务兼职干事，使唐庸章接触到许多进步人士。沙千里每个周六休息时都要到工部局找李伯龙谈话，一起商量如何开展进步活动，他俩会面的地点就选在唐庸章舅父工作的财务处订传票的工作间里，因此，唐庸章得到不少“旁听”机会，和沙千里也混得十分熟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蚁社”成了职业界救国会和职业界救亡协会的一部分。1935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蚁社”的社址召开的。“蚁社”负责人之一沙千里和社友章乃器都是救国会的领导人。

　　1936年8月13号，日军侵犯上海，“华员总会”在工部局募捐支援19路军蔡廷锴将军，在募捐活动中唐庸章与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被诬为危险份子，血气方刚的唐庸章愤而辞职回到老家。

与荣氏企业结下终生之缘

　　抗战时期，唐庸章为一家人生计换了好几次工作，但都没有干长。最后一次在重庆失业后，经人介绍到李国伟(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大姐父，解放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办的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重庆分厂任书记。时任厂长是厉无咎(解放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抗战胜利后，荣毅仁任该厂宜昌办事处主任。全国将解放时办事处撤回汉口，时任公司副经理的华煜卿(武汉民建组织创始人，曾任市民建主委、省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将唐庸章选为公司经理室秘书。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唐庸章一干30年，再没挪过窝，其间历经私营、公私合营、国营三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

　　唐庸章对为之奉献了半辈子的企业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特别对实业家李国伟更是有着一份知遇之恩的情谊。他在87岁高龄时撰写了长达5万字的《爱国实业家李国伟和荣氏在汉企业》一书。此书出版后为荣氏后人极其看重，他们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取了50本，寄给散住在世界各国的亲友。

“星六聚餐会”和“星六学习会”

　　1949年2月武汉解放前夕，经时任民建总会地下负责人胡厥文的同意，武汉民建地下小组成立，华煜卿(时任汉口申福新公司副经理)为组长，蓝昌农(时任国光印刷厂经理)、贺尔梅(时任兴华锯木厂厂长)、金斌统(时任建国工业社副社长)三人为成员。该小组成立后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汉口申福新公司为活动地点，以原有的市工业会和“星六聚餐会”为基础，以民建会员为核心，开展各种进步活动。

　　“星六聚餐会”是解放前武汉工业界上层人士的一个组织，因每星期六商谈业务、联络感情、一起聚餐始得其名。此时尽管时局紧张，但还是有一些人留在武汉，武汉民建地下小组的成员也都没有走，他们利用“星六聚餐会”这一组织形式悄然增加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商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活动的内容。此时的“星六聚餐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武汉工业界进步人士的活动阵地。

　　武汉解放后，“星六聚餐会”继续举行。后经华煜卿向中南局统战部请示，正式成立了“星六学习会”，学习会地址仍在申福新公司。先后参加学习的有51人，大多是武汉市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他们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同纲领》，以及有关城市工商政策的学习文件等。为帮助大家尽快提高思想认识，中南局统战部的同志经常到会辅导。“星六学习会”自1949年8月成立到1950年5月武汉民建分筹会成立，半年多的时间共举行活动48次，在这期间武汉民建的许多工作和组织活动都是通过它来进行和开展的。武汉民建成立筹备委员会时，“星六学习会”活动随之取消。此时已有会员38人，以后发展到108人，绝大多数是“星六学习会”的成员。“星六学习会”为武汉民建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武汉民建的胚胎组织。

　　此时的唐庸章并非武汉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但他却在“星六学习会”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担任申福新公司汉口分公司副经理的华煜卿因忙于民建活动，无暇管理工厂事务，便将工厂的印章交给唐庸章，把工厂的一切业务往来全都放心地交给他处理。除此之外，由于“星六学习会”的地点就在申福新公司，因此一切活动开支和服务人员等也都由公司承担，真正做到了要人派人、要物给物、要车出车、要吃饭付钱。时任公司经理室秘书并且当时还不是民建会员的唐庸章热心地承担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他和另一位秘书费正行安排学习内容、做会议记录、分发会议通知、准备会场打扫卫生、备烟备茶、操办聚餐等等，一年中一星期就要忙一次这些份外的工作，从未间断过，唐庸章忙得毫无怨言而且非常自豪，因为那时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01号的申福新公司大楼，简直就成了全市的“民主党派大楼”，成了一切向往进步、追求真理的民主人士的活动中心。当时，中南局统战部的同志们常到公司来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提到当年这些统战干部时，唐庸章感慨地说：“他们对我们非常亲切、非常关心，就象朋友一样。”

我是民建会员

　　1950年唐庸章加入民建，成为解放后武汉市第一批加入民建组织的会员。这一年，武汉民建成立筹备委员会，华煜卿打算在公司内吸收政治面貌可靠的进步人士入会，唐庸章积极响应，他介绍时任申新第四棉纺织公司汉口厂厂长钱钟纬入会，钱钟纬当时深受“君子群而不党”的旧观念影响有些犹豫，经唐庸章再三说明，民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任务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使钱钟纬放下思想包袱，欣然入会。钱钟纬入会后表现突出，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担任武汉市民建委员、湖北省和武汉市人大代表。

　　“文革”中，唐庸章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诬为资本家的代言人，虽无家产，却被抄家，甚至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1973年作为工厂第一批退休职工，同时退休的工人都拿100%工资，唐庸章却只能拿70%的工资。

　　“文革”结束后民建组织恢复活动，唐庸章担任了民建江岸区综合支部第一届支部主任。他抛却个人烦忧，和支部其他同志一起，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支部的建设和发展之中，使该支部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全省民建支部组织中人数最多、活动开展得最好的一个基层先进组织。曾经担任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的郭定东就是经他介绍加入民建组织的。

　　1980年，各单位开始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年届70的唐庸章受时任民建武汉市委副秘书长金斌统之邀，接受了编撰武汉民建地方志的任务。为搜集散落各地的民建历史资料，他钻进故纸堆中一张纸片一张纸片地仔细查找，有时为了查证落实一份极其简单的历史资料，他都要想尽办法拖着年迈的身体四处奔波。这项工作如同大海捞针般，既繁琐、又繁重，同时极其需要耐心和细致，有些又苦又累的活儿就是身强力壮的年青人都难以承受，而唐庸章却无怨无悔，一干就是17年!经过他和其他几位老会员的共同努力，主要由唐庸章主笔的长达25万字的《武汉民建40年》一书，终于在1991年编撰完成。这之后，唐庸章还陆陆续续地发表了各类纪念性和回忆性的文章，总计10余万字。如应民建上海市委组织部之邀撰写的《缅怀李伯龙同志》一文，以及《留取丹心照汗青——悼念钱钟纬同志》等文章，颇受社会各界好评。

　　1999年，民建武汉市委为唐庸章的九十寿诞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新、老主委李崇淮、肖国金、辜胜阻和副主委石怡雯、江海清、华楚珩等齐齐举杯向唐老贺寿，感谢他多年来为民建组织所作的突出贡献。此时的唐庸章百感交集——曾经的苦难、曾经的不幸、曾经的孤寂、曾经的劳累，一切一切都已化作轻烟散尽，唯有幸福的潮水在心中拍击。

　　这之后，步入九十高龄的唐庸章一如既往地关注民建的活动，一如既往地参加民建的活动。只要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他从不以年高体弱相拒，而是立刻接下任务，且将任务完成得非常好。2006年7月，武汉市政协找到因腿伤住进老年公寓的唐庸章，希望他能写一篇纪念厉无咎的文章。身体衰弱行动不便的唐庸章马上接下这项任务，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好。这篇文章很快在2006年8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刊登，同时在《武汉文史资料》第七期上刊登。唐庸章十分关注《武汉民讯》这份会刊，对上面刊登的每篇文章均仔细阅读，有一次，他将一期《武汉民讯》上的错别字记录下来，写信给市民建机关，强调：校对要认真，不要有错误。这是他对市民建的关爱甚至可说是珍爱。

　　唐庸章一生，为民建组织忙了一辈子，却从未在民建组织中担任过市委会委员以上的职务;他有一支生花妙笔，为民建组织、为民建会员写了一辈子，却从未写过自己。唐老曾经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而芸芸众生，有几人能如此坦荡地总结自己?他又说：“我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足道也。”而我以为，在推动大时代朝前走的动力中，就少不了众多小人物的那双手!

　　唐庸章，永远是我们行事为人和修身养性的楷模和榜样。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调研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