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 刘彩木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表明，这一新型新党制度，对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 多党合作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后来国民党又实行一党专制，结果都失败了。”20世纪前50年，我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发展和探索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多党制阶段。民国初年出现了多元的政党体制，相继成立了300多个政党，形成了“四党、三派、两阵营”的政党格局，“四党”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章太炎牵头的统一党、梁启超一度为领袖的民主党；“三派”是指分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3个派系，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保皇派（帝制派）；“两阵营”是指所有政党，无不“站队”到两个阵营，其分水岭是拥护孙中山，还是拥护袁世凯。多党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繁荣，而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割据，民不聊生。因此，这一时期的多党制毫无疑问地彻底破产了。二是“一党专制”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将其“一党专政”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22年中，中国大地到处是白恐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这一制度也毫无疑问地失败了。三是多党合作阶段。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并不具有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更不是具有执政地位。由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实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民主联合阵线的正确道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拥护。民主党派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也曾想以“第三党”的立场协调国共两党的对立，但血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独裁政策不会改变。实现民主建国的目标，不能指望国民党改变政策，而只有同共产党合作。1948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实行这种政党制度，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主观意志的产物。”
　　二． 多党合作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多党合作不仅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有其必然性，而且适合中国国情，有其合理性。“这种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互相攻许、互相倾轧的弊病，能够保证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这比西方的政党制度具有优越性。
　　第一， 共同的奋斗目标。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必然反映了私有制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以及各个资本集团、财团之间的矛盾，政党之间互相争斗、互相倾轧。新中国建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党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中国各党派的最高利益，是共同的奋斗目标。
　　第二， 广泛的活动领域。西方的党活动范围主要在议会，在选举期间，“政党协助选举”。所以说，西方的政党活动主要通过选举进入议会，通过议会控制（或牵制）政治。而我国的多党合作，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财经等各个方面。西方从事政党活动的，主要是职业政治家和专业政法界人士，其中不乏政客、党棍。而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方面有成就、有代表性的人士。政党活动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政党构成的广泛性。
　　第三， 协商的民主机制。西方政党活动的最高目标就是争取本党在选举中获胜，能够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为此就要压倒对方，倘若在竞选中失败了，还要成立一个影子内阁，准备取而代之。而我国的政党的目标则要崇高得多，各政党之间通力合作、肝胆相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然，在总的利益一致中，在人民内部也有差异。这种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通过各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推动了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西方的学者听不懂，他们说：“政治就是斗争，怎么能协商？”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学里根本没有协商，更不可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第四， 亲密合作的政党关系。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兄弟派，都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力合作，并互相监督。江泽民同志精辟地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需要始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当然也需要始终接受一直与自己保持密切合作的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批评。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种新密合作的关系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 合作共事的风范。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建造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这个政务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市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了市政府、13个区政府和12个市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一批由我市培养的党外领导干部走上了国家和省的领导岗位，原市法院副市长万鄂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原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我国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支持（监督也是一种支持）：支持政府改进工作，支持政府进行改革，支持政府廉政勤政、依法行政、终极目标是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三． 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的政治保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践表明，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为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民主党派从诞生起，就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进步性表现为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历史伟业；民主党派的广泛性，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与之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及其他民主爱国人士的政治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进步性则集中体现在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广泛则表现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各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劳动者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同时，各民主党派都有一批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这种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坚持“一主两翼”（以政治交接为主体，以参政议政和加强自身建设为两翼）的工作格局，在新的历史下，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职能，发挥人才集中、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参政议政，从“两通起飞”到“中国武汉·光谷”，每年都提出上百件优秀议案、提案，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财经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领域，有力的促进了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由此可见，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靠6000多万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要靠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形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宏伟蓝图才能变为生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