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霖滋沃土，桃李竞芬芳。今天是9月10日，是第三十六个教师节，武汉民建微信公众号专门转载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孙起孟先生30年代从教记，鼓励会员学习和继承民建老一辈领导人在历史新旧交替中顺应历史潮流，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的实干精神和为发展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同时，民建武汉市委向会员中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教师节快乐!

钟情于教育的好园丁 孙起孟30年代从教记

　　孙起孟出生于上个世纪初。那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许多志士仁人，在苦难中多方寻求富国强民之路。孙起孟和不少同时代的人，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基本事实，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此后，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践自己爱国、救国的抱负。

自荐走上教师路

　　中学毕业后，孙起孟升入东吴大学，侧重于学哲学。当时“毕业即失业”是社会的痼疾顽症。他学的专业更增加了就业的困难。毕业前夕，正在他到处求业之际，知道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经应聘的苏女师兼课，孙起孟也顾不得苏女师开设的那些学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这位教授举荐自己先去带课，那时他还不到20岁。1930年大学毕业后，孙起孟才正式受聘继续在苏女师执教。

　　为了谋生，从没有经过师范专业培训的孙起孟初登教坛，对教育事业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当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辈教师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华振兴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中。他回忆步入教师生涯的情况时说：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如中国文化史、文字学、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何况无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

　　孙起孟说：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的时间最长的是国文，我在大学里学的主科是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

　　朱光熙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是孙起孟当年的学生。她在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接受孙老师教育的突出感受时说：“孙起孟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女师三年，孙老师在课上课下潜移默化地使我们懂得了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他无论课上教学、课下辅导，都严谨不苟。讲课干净利落，既无说教也无废话，提问恰当，学生只感到课时太短，从无厌倦之感。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各种课余活动，孙老师总是积极参与，态度认真，既严肃又和蔼，既是老师，又像兄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生们仍念念不忘。”

发散思维灵活教学

　　教师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孙起孟从不拘泥于旧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很有其独到之处。他采用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指导。孙起孟说：“所谓教学质量，我理解，应当是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恰当结合。”如教国文，孙起孟当时推行这样一种办法，鼓励、帮助学生每人各编一本词典，而且根据应用的需要，还各自编集同义词和反义词等分册。在评审学生国文学科的成绩时，学生自编词典的质量被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批改作文一直是令语文教师伤脑筋的事。孙起孟批改作文，不是采用学生作文、教师批改的传统方法，而是同学生一道研究制定一套大家同意的批改符号，由老师先阅读学生的文章，就文中有问题需要修改处打上不同的符号，要求学生自己研究，加以修改或补充。有时也在文末提出一些关于主题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或意见，跟学生共同探讨。学生考虑修改后再交给教师。对第二次收上来的作文，孙起孟看情况作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润，有时也再打上批改符号再次发还学生，请她们再作处理，直至老师和学生共同定稿为止。这种批改法，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想水平，但对教师来说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孙起孟执教还十分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掌握知识的能力上提高学生的素质。他除了必修课外，还给学生安排选修课。1932年，他为学生开设了《论理学》(《逻辑学》旧称)课。在他制订的教学大纲中写道：“所以设此选科者，因为学生不论研究何种学问，正确思考之法则实有详悉之必要。由于论理学之训练，学生或可望在消极方面矫正思辨上不良之习惯，在积极方面增加治学之效能。”

　　孙起孟在苏州女子师范任教期间，担任的科目是多样的。有中西方文化史、论理学、国学概论、历史、国文等。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对哲学、中西方文化史、文艺理论等学科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在1933年5月的苏女师《校刊》，曾登载了一篇孙起孟为自己编著的《哲学概论》写的《自序》。他针对当时某些所谓名家宣称哲学早就可以“寿终正寝”，社会上出现正视哲学的人愈来愈少的倾向，阐述了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他说：“吾并不想为哲学怎样地捧场，但哲学能激起人的智慧之火，这是不可忽视的。”他又说：“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只有在怀疑之火燃烧的时候，人才寻思分辨。要是人家所讲的尽已探得宇宙之秘，则吾们除做白痴外，实无一事可为。”作此文时，孙起孟还只是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文章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也不乏对旧观念、旧传统的针砭。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美丽平静的苏州也沸腾起来。苏女师向以历史悠久、学风“驯良”闻名于江苏教育界。学生虽被闭锁在高墙深院里，每两周才能出校门一次，但此时她们也按捺不住了。在孙起孟和其他进步、爱国的教师指引下，学生鼓起勇气，冲出校门，手拿小旗，身背竹简，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群众募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校内，有40多名热血女学生自动组成了“救国团”，每天晨光朦胧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救护，准备杀敌的本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40多名学生的行为是被视为“危险的行为”的。可是，孙起孟天天早晨冒着刺骨的寒风，和学生们一起走向操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鼓励学生。

　　后来，苏女师的好多位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当这些青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时，不论她们在校还是离校以后，孙起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她们予以保护;当她们行将失业的时候，孙起孟总是想方设法为她们介绍职业，帮助她们参加革命队伍。正像受到过孙老保护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凝聚着孙老师的心血。

　　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来表述孙起孟和学生们的关系，并不过分。他对学生的学习指导，除掉课堂教学和集体讨论以外，还着重采取个别交谈的形式，深入了解各个学生学习中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种种问题，进行学习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个别辅导。谈心的机会多了，对各个学生情况的了解也就比较具体和全面，同时学生们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晨操、旅游、运动、演说、竞赛、文娱活动、学生运动等，他都和学生一起参加，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假期来临，有些学生留校温习功课或者准备升学，他照样给她们帮助、辅导。他还利用休假的时间到学生家里进行访问或者应邀作客，深入了解情况，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家庭的积极因素调动、组织到学校的工作中来。后来他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的时候，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人们往往把教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毁灭了自己。然而，孙起孟却把这珍贵的教育成果和贡献视为“教学相长”的产物。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定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是她们忠诚的引航员，逐渐确立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指导思想。我和学生的年龄相差无几，远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老师那样年高德劭。学生后来告诉我，她们是经过周密的考查才对我这个新教师寄以信任的。群众的信任、青年的向往，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力量。依靠它、组织它、运用它、发展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我这样一个从未经过专业培训又无实际经验的教师能够逐步做好教学工作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孙起孟的经历中，像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那样全身心地直接从事为青年一代服务的教育工作，为时是短暂的，即使这样，他仍不愧为一位优秀的、称职的好园丁。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孙起孟没能再返回教育园地进行耕耘，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关注，与半个多世纪前一样，依然是那么深挚和执着。他多次反复地这样说过：“如果给我以择业的机会，我提出的第一志愿是当教师。此志不渝，终身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