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昕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

　　李克强在全国两会期间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农民们聊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愿望时，不少人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说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这在过去对农民来说是奢望。现在中国城镇化的大门向农民打开了，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

　　2013年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在论坛表示，十八大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新经济周期的突破口是新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城镇化背后有重大的潜在内需。辜胜阻研究城镇化已经几十年，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红利，但也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避免误区，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这些论点的提出是基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

　　“城中村”改造是典型的城镇化过程，武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及经验在全国都有影响，并受到住建部的高度关注和肯定。4月25日，辜胜阻再赴湖北武汉，就“城中村”改造工作实地考察调研。辜胜阻考察了武汉市武昌区沙湖村，在沙湖村村长、沙湖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闵荣华陪同下，参观综合改造后的沙湖村新貌，走访安置在友谊国际小区的拆迁还建户，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沙湖村拆迁改造前后的沧桑巨变，并与住户亲切交谈。辜胜阻认为，通过“城中村”改造，沙湖村村民变成了市民、股民、房东、职工，过上了比普通市民还要富足的幸福生活，这是一件让多方受益的大好事。沙湖村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值得肯定和总结。

　　26日，在民建武汉市委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辜胜阻与参加会议的各方面领导、学者、专家、以及亲身参与武汉市“城中村”改造拆迁项目的企业家会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势在必行 多方享改革红利

　　辜胜阻在来汉调研前，已经对城中村改造做过深入研究。他在做一个几千网民参与的访谈时，其中一个网民提出一个问题：怎么看待武汉的城中村改造?辜副主席曾电话征询了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时任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局长、现任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武汉市民建主委张文彤的意见，张主委当时说，首先是城市面貌发生改变，政府是在这个多赢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主体。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是35万村民，他们现在变成了市民。

　　武汉市人大代表、民建会员、中森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郑巨云老家在温州，来武汉20多年了，一直致力于武汉市的城中村改造，在武昌、汉口、汉阳都有改造项目，也研究了很长时间，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这么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武汉，感觉像个乡镇，这是历史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向外围发展，产生大量城中村。农民建的房子质量差，道路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去，卫生条件差，容易引发传染病，到处是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小作坊，吸毒的，犯罪的，政府管理无法延伸到这些地方。这就是城中村真实、客观的写照。如果城中村不改造，带来的危害程度相当大，改造则是个三方获益的好事情。”

　　郑巨云说：“提升城市形象，政府是受益方之一。武汉的很多道路都是断头路，原因是政府拆不起。城中村改造基本上把道路都拆出来了，还增加了绿化带，城市面貌改变，提升了空气质量，整个城市居民得到环境的享受。城市形象的整体提升，政府的支持率明显提高。

　　村民是第二个受益方。城中村的村民花几百块钱一个平方做起来的房子自己不敢住，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人都跑不掉，有时候宁愿住在外面。有的老百姓没有钱，希望改造又怕改造，怕改造完了失去土地后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

　　郑巨云作为开发商最大的体会是，要把还建、产业用地、开发用地整个打包，包括村里的安置问题，开发商做城市综合体，让村民就业，至少可以做保安、做清洁工，并且让村民参与商业经营的利润分成，村民高兴的不仅是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关键是解决了就业和收入，后顾之忧也就全部解决了。

　　辜胜阻插言说：“在昨日的调研中我了解到，拥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在城中村拆迁安置中比较普遍，改造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安居问题，而且还成为有房出租的房东，这成为他们的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项稳定的收入是从集体经济中的分红每年都是10多万，还是股东。我看到沙湖村的村民比市民更好，就业也稳定。如果变成市民后没有稳定的就业，那就是流民，不是市民。要防止他们变成流民，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绝不是户口从农业户口改为城市户口就实现的，户口不过是一张纸，背后最主要的是就业，而且就业要稳定。“

　　辜胜阻认为，沙湖村改造后的公共服务也做得很好，不仅政府在做，而且企业也在做。他们有很多实体，这些实体有能力解决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村民。改造不仅仅改善了35万村民的居住环境，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郑巨云接着说：“开发商是第三个受益方。现在每个村改造完了，我就找一块地做商业，做城市综合体，把产业用地配套的商业做好，自主经营部分我返租回来，开发商在商业开发中就成为受益者一方。”

　　辜胜阻指出：“如果没有城中村的土地空间，武汉市的房价可能比今天更高。城中村改造除了三方受益外，更大的效应是能够扩大土地供给，而且是低成本的供给。土地的低成本直接拉低了房价，买房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热烈的讨论中，大家一直同意，城中村改造直接红利获得者是政府、村民、开发商、买房人四方，同时也是全社会受益的多赢利好。

　　拆迁还建 情理法教育并举

　　武汉市政协委员、市民建常委、武汉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丽芳是做建筑设计的，她结合平时的工作，就相关问题作了三个方面的归纳，即：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治人。

　　她说：“以情动人，针对如何拆。就是要让城中村居民看到可以预期的实惠。城中村改造，拆迁是最困难的。如果拆迁不完成，其他的后续工作无法进行。我采取的方法是先把方案做出来，描绘一个蓝图，让居民看到未来的小区是非常现代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有社区、绿化、学校、社区服务中心，这些社区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房子也升了值，生活环境彻底改善，子子孙孙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村民动心了，拆迁的难度就小得多。”

　　武汉市民建常委、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秋也提出：“在我国《物权法》出台后，没有配套政策，希望在国家层面加大力度。现在法院不受理拆迁案件，《物权法》保护了公民的权益，但保护完后对应的法律问题谁来判断。法院不管，但法院不管不行啊，没有裁判的结果是99.9%的人等着0.1%的人扯皮。”

　　张文彤解释说：“原来有行政裁决，新的征收条例出台后，政府退出了，是征收人和被征收人的关系了，这中间需要一个裁判。”辜胜阻认为，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来。

　　徐丽芳提出：“第二点是要以理服人，针对如何建。政府要提高城中村改造规划的科学性。由于拆迁成本高，资金难以平衡，往往开发商的期望值很高。但规划部门经常会给出超高的容积率，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在目前的日照、间距、退距，包括城市通透性的要求下，根本没法做出来。在全国应该有个统一的规定，不能把城中村改造项目和普通的商品房开发搞一刀切。第三点，以法制人，针对拆后怎么办。运用法律法规手段解决好城中村改造后的社会问题和隐患。失地农民怎么办?农民转为市民后，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技能不强，在市场上就业处于劣势，容易游手好闲。”李中秋插言说：“城中村居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钱拿到手后怎么办?很多拿去赌博挥霍掉了，这些需要研究和引导。”

　　辜胜阻接过话题说：“这些人的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教育。如果教育水平达不到，村民变市民后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我们现在研究城镇化，像农村的子弟通过高考上大学接受教育后，才是真正的市民。所以不仅是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还要进行教育培训。”

　　如何让城中村居民融入城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官员学者 谈经验更提问题

　　作为前任的武汉市国土和规划局局长，张文彤详细介绍了这些年武汉城中村改造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他说：“城中村严格讲直接操作在规划局，武汉这么大的城市，这么长的历史是绕不开旧城改造的，其中城中村是最重要的一环。城中村改造本该政府投入的，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借助于社会资金。政府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给予鼓励，才能吸引投资。土地底价的设定实际是以城中村作为自身的封闭评级，而不是与市场价格接轨，土地取得成本会比市场价格要低800～1000元/平米，所以政府和开发企业实现了双赢。”

　　张文彤认为，城中村改造解决的问题非常多。村民转居民，身份的转变，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第二，改变了生产生活环境;第三，完善了城市功能，原来迟迟做不了的绿地、交通，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第四，释放了城市空间，为城市其他配套提供了空间和设施用地;第五，社会管理得到极大改善，意义非常大。

　　张主委介绍说：“目前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完成量最大的是武汉。武汉这几年政府全投入进行“三旧”改造的大概700个亿，改造了38平方公里，社会资金投入1100个亿。可以说是强力推进。也出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一是村民变市民的过程中个体角色转化，要有个引导培训适应问题，否则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二是政府的角色和司法的角色，需要司法部门作为中间裁判做出判断，司法必须强力介入;三是旧城改造过程中，城市功能的需要，除了可经营性用地平衡资金外，还有公益性的、准公益性的用地，我们可能还需要大剧院、学校，这些土地空间的腾退在下一步以地养地的路子还要打开一下，政府性的资金资源要逐步加大。”

　　总结起来，武汉的城中村改造成绩巨大，经验丰富，成果显著。

　　武汉市政协委员、市金融办副主任、市民建副主委方洁作为金融专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改造最大的获益在于远期的、潜在的，对与城镇化制度的红利的获的。城镇化无非是城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在城的城镇化方面，着眼于远期是一个城市功能的完善;人的城镇化方面，倒逼了社会管理更加完善和科学，倒逼了公共服务、配套职能短时期内改善，也倒逼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新一轮的城镇化还有经济方面的隐忧，会不会造成新的造城运动，政府容易产生更急功近利的表现，可能会强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学忙觉得，城中村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产生的社会效益、综合效益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国家从宏观上要稳住、要支持，包括城中村、园中村、镇中村，要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比如法律保障、政策保障、金融保障、制度保障，包括社会管理的保障要跟上，不跟上会出现一哄而上，会带来建设上的豆腐渣工程，利益链上不均问题、阶层问题。城中村改造、城镇化没有金融资本规范有序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整个形成是金融资本的刺激。微观上鼓励各地在宏观上因地制宜、积极有序地发展好、保护好现在的态势，要有硬性的规定。

　　辜胜阻总结说：“李克强总理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他认为是内需的巨大潜力。武汉的城镇化怎么走我也高度关注，看了大量文献。市委市政府把城镇化作为很大的抓手，稳增长要靠城镇化，经济的升级版也要靠城镇化。武汉城中村改造在全国是有地位的，住建部高度关注。村民变成市民是典型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村民变成市民有几个标准：一是稳定就业，二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要覆盖，第三是安居，第四是文化观念意识，不仅要洗脚上楼，还要洗脑进城。农民的观念意识还是跟城里人差得很远。要引导他们成为真正的市民。城镇化有两级，城市中有农村，农村中有城市。户籍改革是非常纠结的，很多农民不愿意要城镇户口。上海、北京的户口绝对不能放开，得靠居住证制度。有了户籍不等于市民。高考就是城镇化，但是少部分人。”

　　辜胜阻说：“武汉民建在城镇化问题上不仅有专家、有实践者、企业家，还有政府部门管理者，多方面人才都有，希望在未来的参政议政工作中，在市里的‘两会’上为武汉市的城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有些提案和建议可以上升为全国的提案，不仅把武汉市的事情做好，还为全国出经验，产生示范效应。”

　　民建武汉市委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按照辜副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会内人才优势，深入调研我市城中村改造中的问题，提出高质量的议案、提案，认真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能，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