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简称“遵”,古称播州,唐贞观十六年,朝廷取自于《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将播州改名遵义,是为遵义的由来。2021年4月,我参加了武汉市硚口区委统战部在遵义举办的统战理论培训班,学习采取理论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员们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瞻仰了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聆听了“红军菩萨”邓萍救人的故事,重走长征路,现场体验了娄山关大捷遗址和大尖山、小尖山战斗遗址,后又参观了息烽集中营和四渡赤水之三渡渡口陈列馆、渡口铁索桥。这些现场教学让我感受很深,收获很大,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震撼和洗礼。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革命成果不断扩大。但是,1933年初,由左倾领导人掌控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左倾领导人掌握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军队的指挥权,毛泽东处于靠边站的地位。1933年9月开始,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所谓的“围剿”,左倾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执行了一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最终使红军伤亡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向西突围,国民党军队紧追其后。由于红军携带大量辎重和后勤生活物资,行军速度缓慢,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同年11月,在广西全州境内爆发的湘江血战,红军伤亡惨重,湘江江畔,红军指战员血流成河,全军从8万6千人锐减至3万人。在这个危急关头,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会议摒弃了左倾领导人的主张,放弃了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而向贵州进发,准备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击溃国民党黔军,占领遵义城,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得到暂时的休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宅召开,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各军团的军团长、政委,还有邓小平、李德、伍修全参加了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不久,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苟坝附近召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3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1937年8月22日,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紧要关头,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了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中央召开的“苟坝会议”“洛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自“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直至到达陕北建立陕甘宁根据地,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军也由此完成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前之后的一系列历史,向我们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克服革命道路中的困难和挫折,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宏大历史画卷。让我们认识到革命的艰辛,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旧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救国救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无数红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抚今追昔,我们感慨万千。202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改革开放也走过了42个年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在新时代里,我们学习党史,重走长征路,就是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的光辉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立足于本职工作,双岗建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民建硚口区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