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极其内省之人，早时只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藉以沽名钓誉。学位论文《相对国民收入分析》是自己的精心之作，它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产业或宏观经济结构、描述工业化进程。无奈自己没有高僧修行般的坚定，抵御不了蓬勃发展变幻中的中国市场和权力场的诱惑，婉拒院长的多次挽留，扑通一声，毅然诀别昨日，走向社会。

　　我最初的选择是类似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中央政府智囊团机构，因为在这样的机构，一方面可以继续自己的学术梦想，另一方面可以以自己的学术成果直接影响决策层，从而走一条古往今来万千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那条大家都走烂了的学而优则仕之路。通过导师的推荐，在某大机关我拜见了当时颇有权力的某师兄，上午谈得极为顺利，下午则晴转多云。此时，浸透在自己血液中的那种长期沉溺于书本、疏于甚至不耻于人际交往的缺陷，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与功效：晚上即搭乘38次列车返汉，留北京的梦就此破灭了。事后回想起来，其实当初只须稍加努力，留在北京绝无问题。其实呆在北京又如何?程明刚就一定还是今天的程明刚吗?

　　于是退而求其次，“混”进了当时大家都热衷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我对社会的认识与了解就此开始。不同于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组成部门，人民银行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办事机关，负责管理武汉地区的大小金融机构的“帽子”——各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审批、“房子”——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票子”——公司股票债券发行，可谓“权倾一时”。

　　回想起来，在人民银行我只做了一件有意义没效果、半件有点意义却更没效果的事情。

　　那一件有意义没效果的事情是指，在金融系统较早提出了剥离不良金融资产、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化解银行呆账坏账的改革思路。说它有意义的是后来的中国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条思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华融、东方、长城、信达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他们平均高达26%以上的资产坏账率降下来，并接近满足8%左右的资本充足率的需要。说它没有效果的是这个建议仅仅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内部转了一下，刊登在《武汉金融》，并没有影响决策层。事后得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持此观点，作为金融机构的官员，他后来应该主导了此条改革思路。于我而言，藉此检验了自己的宏观判断能力。

　　半件有点意义却更没效果的事情是指，较早捣腾出股市购并方案，却胎死腹中。1993年6月，我被人民银行领导派往市证券管理办公室。虽对证券市场并无兴趣，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开始了解美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架构以及发展历程，萌生出在股市做点事情的想法。基于对成熟证券市场了解的一点皮毛，决定从购并入手。最初我与本市唯一的一家国有商业上市企业证券部负责人进行沟通，建议他们做中国第一购并案例，但该部门负责人回答：我们是国有企业，不做这种投机的事情。后又与深圳万科联系，传去了粗略方案，但也石沉大海。既然无人响应，我也不再坚持。

　　在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工作与企业打交道期间，我一方面直接感受到机关文化与自身基本素质的差别，另一方面间接感受到企业家创业的快乐，逐渐萌生了进行彻底的自我放逐的想法。何况从放弃进京的那一刻起我就自动地放弃了对权力的眷念。在此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一直在为这种自我放逐做着准备工作，因为我对社会太缺乏了解、太缺乏适应了，没有恰当的准备，仓促下海，必死无疑。

　　1998年，人民银行机构改革，撤销省分行，建立大区行，经济实体与人民银行脱钩。我顺着在任的长江资信评估公司驶出了平静的港湾，走向汹涌澎湃的大海，像驾驶孤叶小舟。本没有发财的意愿，秉承着旧日的梦想，其实我把主要精力依旧放在民建、政协这个大舞台上。

(二)

　　进民建既是必然，也是偶然。

　　就政治理想而言，我从骨子里信奉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容易达到狂热的程度，无奈本性中被注入三种非常不协调的元素，第一，为人处事极不变通;第二，骨子里的桀骜不驯与外表的谦恭;第三，对世界的怀疑。说句实话，既不调皮捣蛋、又无政治问题的我，高中毕业居然成为班上唯一未入团的学生，大学四年当了一年班长、三年学生会主席，居然连党员也不是。追根溯源，性格使然也。进了人民银行这个机关，我终于懂得政治面貌将成为一个人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我成为人民银行党校学员的时期，时任民建武汉市委员会主委的辜胜阻(现民建中央副主席)找到我，我便成为了一名民建会员，同时成为市政协委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政治生命的开始——时为1996年。

　　在参政议政开始的阶段，我幼稚地将武汉当中国，将对武汉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思考置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宏大背景之下。记得我在政协的第一次大会发言中，居然建议“将武汉定位为国际生态文明城”，并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我自己一贯的思考是：人类在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将会过渡到新的文明社会，信息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的转型时期，新的文明形态应该被称之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和谐。今天看来，这种认识依然是略显超前并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但是，在一个城市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城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逐渐将目光转向较为实际的社会问题。世纪之交，信用成为困扰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所有城市和地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我长期从事信用评级工作，对武汉市的信用现状也比较了解。当时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俞正声初到武汉考察工作，对武汉工作提出三点意见、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武汉市委、市政府加强信用体系建设。2002年1月，政协武汉市九届五次会议召开。凭借一种职业本能，我向大会提交了“创建武汉信用工程，改善武汉信用环境”的提案，因“天时地利人和”，马上引起时任常务副市长的张代重的高度重视。这份提案被迅速提交主席会议，在建议案预案业已成型的背景之下，将“创建武汉信用工程，改善武汉信用环境”的提案与“改善武汉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原建议案预案合并为新的建议案预案，后该建议案预案获得大会通过，上升为建议案。

　　如果大家要问我这些年最感意外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2003年的政协全会上题为“是什么妨碍了武汉人致富”的大会发言居然引起武汉地区长达一个月广泛的社会讨论。每年的政协全会一般安排有大会发言，那年临到大会报到之前的早上，我拟就了题为“是什么妨碍了武汉人致富”的大会发言稿。大会组织者很关照我，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按发言顺序，我是倒数第二个。那天上午11点许，轮到我上台，我首先发问：“为什么武汉人的荷包不暖和?”全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我娓娓道来：妨碍武汉人致富的体制性因素、战略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言毕，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下午，《武汉晚报》约请我与市民电话商谈武汉发展之意见与建议。此后，由《武汉晚报》发起，在全市发起一场“是什么妨碍了武汉人致富”的大讨论，大讨论持续近一个月。这次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武汉发展战略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2004年，我又受《武汉晚报》邀请，在《名人论坛》发表题为“汉产张瑞敏你在哪里”的演讲，再次引起武汉市民的深度关注。

(三)

　　世人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我的本性中最难改的是追求完美。

　　有感于某主流经济学家讲，他一直投身于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认真地了解中国农业是人生的一大缺憾，从2005年起，我开始关注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业问题以及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真可谓汗牛充栋，我选择的切入点却是城市工业化。因为我们是在工业化的背景之下来考虑农业问题，更何况进入21世纪土地成为了制约中国进一步工业化或城市化最重要的瓶颈，而工业化土地后面紧贴着的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犹如庖丁解牛捉到了牛的主筋，顺刀而下，就碰到了当下农业中存在最普遍的问题：农地经营规模不经济或土地流转的问题。我就此与刘传江(市民建副主委，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李海波(市民建专职副主委)进行了交流，可否将土地流转作为我们党派的课题。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表示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从此开始，我们远赴四川、浙江、广西，近达恩施、浠水、麻城，深入武汉五个边远城区，走村串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之上，于次年初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加快农地制度创新，促进我市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基本结论与思路同近几年中央的几个一号文件关于农村土地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与成都、重庆农村土地改革思路极其相近。后来有领导开玩笑说，“程明刚，成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是按照你的主张在做呀”，我则苦笑回答：“哪里，哪里，只不过大家想到一块了。”2009年初，由传江提交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提案政协武汉市十一届三次会议被上升为建议案。

　　接触“三农”越多，对农民的感情就越深，对农业问题就越关注。在调研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一本关于农业问题的专著的想法，并征询海波的意见，海波欣然并希望作为民建市委会的成果尽快成稿。但事过3年，我仍未交稿。我食言了吗?非也，追求完美的本性使然也!就像盖房子，提笔之初搭架子最难，架子一搭就是一年，个中原因主要是我想将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纳入我的相对国民收入分析的框架之中。而相对国民收入分析少有人问津，我的分析虽稍微详尽，却也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难度可想而知。好在相对国民收入分析是以实证分析为主，主要靠数据说话，可以依阶段性结论循序推进。现在这本书写了将近15万字，什么时候完稿，我自己也不好说。

　　就像在黑暗中与上帝对话一样，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熟人肯定会问：“程明刚，你到底在干什么?”生人肯定会问：“程明刚你是干什么的?”我不好回答。我只能回答：“我只是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

　　(作者程明刚，1958年出生，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7年8月加入民建。曾任省民建委员、十二届、十三届市民建常委、武汉安泰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九届、十届、十一届市政协委员。此文转载于《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007期)

2008年，程明刚（右）在农村调研农业问题

2009年元月，政协武汉市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前夕，程明刚委员（右）参加提案咨询活动

2011年6月29日，市政协召开十一届27次常委会议，程明刚代表市民建作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我市政府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