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清
著名教育家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创始人黄炎培同志1878年10月1日诞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现属上海市）的知识分子家庭。1899年应松江府试，中第一名秀才。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人。因目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忧心如焚。在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和感染下，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志向。1903年6月在南汇新场演说，痛斥时弊，指责清廷，被诬为乱党罪名被捕。经杨斯盛老人请美国牧师步惠廉帮忙，营救脱险，亡命日本。船出吴淞口后，他见景生情，想起陈天华烈士蹈海殉身，感慨万千。他想到中国革命之路漫长，象扬子江漫长千里，要坚定走到底，不能中途止步，更不能轻生，需要一个“韧”字。“韦”是牛皮，百折不断的忍；“刃”是刀，要杀敌、要救国、要武器、要勇气，便决定把自己原号“楚南”改为“韧之”（按惯例，名是父母取，不能随便改动，号是根据志向、爱好和决心由自己定的，可以自己改变。）辛亥革命后，又改号为“任之”。他解释有双重意义：一是自认为该做的事，对国家社会该尽的责任，坚决勇敢地担当起来，便是“任之”；二是对无所谓的事，乃至流言蜚语，由他去，这也叫“任之”。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等几届政府先后电请他当教育总长，他不愿参与其事，便是任之；而袁世凯又污蔑他“与官不做，遇事生风”，他又充耳不闻，这也是任之。
1917年5月6日，他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骞、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宣言》缕述中国教育之危机，在于学不能致用，并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1918年第一所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附设各种实习工场，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为校徽，培养技术人才。
1942年5月8日黄任老以“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字书赠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学。后来他又把这八字写成条幅挂在自家客厅里，并要子女以此作座右铭。他自己也认真恪守。
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他同褚辅臣、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主席和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迎接。毛主席握着黄任老的手说：“26年前我就认识您了，那年我在上海，恰逢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我听过先生的演讲。后来每当任老谈到访问延安时便会提及此事，且骄傲地说：“想不到当年我在上海演讲时，台下竟坐着一位盖世英雄。”在延安几天后，毛主席邀请客人在窑洞里纵论国家大事，其间黄任老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过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则说：“我们能跳过这个周期率（兴亡周期率），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客人返回重庆后，自行出版《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和解放区施政情况，报道了解放区的真相。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各阶层的政治力量最关注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深受八年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国家。而国民党当局执意推行卖国、内战和独裁的政策，在经济上屈从美帝经济侵略政策的需要，维护反动官僚资本的掠夺，使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中华，非实行民主政治不可。这时黄任老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筹组民主建国会，顾名思义，就是要求民主、建国。完全是产业界和教育会的自觉。同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黄任老当选为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还公开宣告：要求建立一个和平、独立的民主政府，保障人民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通讯的自由。保障人民有充分经营企业的自由权利。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
1946年冬，他坚持政协决议立场，抵制国民党的威逼和利诱，拒绝参加伪国大，表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对和平民主运动进行镇压，同时物价飞涨，民生艰难，黄任老不得不在街上摆摊鬻书自隐。他标明鬻书润例：中堂、立幅、对联、横幅、扇面等五种，每件均为米五斗。屏条每条米五斗，匾额每字米五斗，其余另议。1948年并借《润例》作《五斗歌》讽刺当局。
《五斗歌》：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做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做官作书曾何殊，但问意义之有无，做官不以福民乃祸民，此等官僚害子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时写格言，使人资警惕，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谅焉，非我高抬身价趋人前，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黄任老同民建当时在上海的领导人秘密举行了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了坚决响应“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这是民建会在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会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黄任老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到北平后，与民建同仁多次会晤中共领导同志，就解放上海和上海解放后的各项工作出谋献策。六月又赶回解放不解的上海协助工作。黄任老等同志在电台上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作局部和平运动，要求上海工商业依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持和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全中国。八月又回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8月5日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黄任老同民建总会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并及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批驳声明。对此毛主席致函任老说：“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很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黄任老代表民建会在大会发言，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功绩。在大会上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旋又当选为中央政府委员，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其长子笑问他说：“为什么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任老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又说：“中共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重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的书，积下了一些理想，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地做呢？”多么朴实的语言，讲清了多么深刻的道理。黄任老工作认真负责，上班做不完的事，还带到家里做。他经常用写信的方法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请示。据说工作以来向毛主席写信近百封，还收到回信60多封。
1949年10月，他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一文。1950年2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届一次理事会上被选为理事长。四月召开了第一次工作讨论会，通过《我们的方向》，规划了职教社的方针和任务。
1952年7月，民建总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黄任老当选为主任委员。积极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副委员长。1955年12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5年12月21日任老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七岁。
黄任老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杰出的职业教育家，又是卓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他不畏权势，不畏武力，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他与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一道，以笔杆子对枪杆子进行战斗。卑鄙的敌人杀害了史量才一家，他写诗吊唁：“无声惊闻肝胆裂，有笔应含血泪流。”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他以江苏省教育会名义，通电反对。1937年5月5日，他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慰问因抗日救国被捕入狱的沈钧儒等“七君子”，他是带着被子去的，他见蒋介石时质问说：“敢问爱国何罪？”要把自己变成“八君子”，真是一身正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称赞他说：“你为平民办事的精神，值得敬佩。”毛主席也赞扬他说：“你把教育服务于国、服务于民真是高明。”这便是任老“钟情于职业教育，致力于民主建国事业”的光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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