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清
孙老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卓越领导人。他历任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七届理事长。
孙老又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8年，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代表民建参加新政协筹备和《共同纲领》制定。1949年8月5日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书中充满了对中国的污蔑和仇恨。孙老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揭露和驳斥了美帝企图利用“民主个人主义者”颠覆人民革命的阴谋。声明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现在历史舞台开始，就收到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中国近百年史暗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只有新民族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这个声明8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在当天就给当时民建主委黄任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两天以后，毛主席又再次写信给黄任老，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给白皮书的，而且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毛主席的这两封信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提高到建立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这样一个高度。对此孙老也曾阐述说：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存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以后各个时期，孙老对民建“优良传统”、“行动纲领”、“总结经验”等策划都是从“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这一指导思想发展出来的。
基于这一先进思想的指导，在新中国成立后，孙老与其他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一道，积极团结，带动工商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爱国守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国家建设、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凝练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简称“听、跟、走”三字箴言，很快在工商界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但促成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成为支撑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心不动、志不摇的坚强信念。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老又与其他民间、工商联领导人一道，团结带领广大成员，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及时地向广大成员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较之“听、跟、走”三字箴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坚定不移”和“尽心竭力”反映了广大成员在政治上的坚定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老也说：“尽心竭力”就是要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全力以赴。“跟党走”也较“听、跟、走”的视野宽广，理解全面；“为四化”是指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表明民建会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行动纲领的号召和鼓舞下，广大成员的精神面貌大为振奋，积极性大大提高。虽然成员的年龄大多老化了，但却壮心不已，许多人表态：“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壮志老来酬”等等。民建武汉市委会李崇老对武汉市经济起飞，提出“两通起飞”的建议，获得武汉市政府颁发的1号嘉奖令的表彰。他向民建中央汇报的题目便是《夕阳未落光犹照，愿把彩霞绘满天》说明当时民建会员中，真是全国“夕阳”一片红。
1981年年初，孙老向民建中常委会、全国工商联提出建立机构，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业待兴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发挥两会成员在经济建设方面懂技术、善经营的优势，是民建和工商联在新的条件下，应有的主动精神和自觉行动，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新途径、新路子，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民建、工商联工作的一个黄金时期。
1983年民建中央举行四大时，由于孙老的建议，又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经验：“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基本经验。这意味着中国民主建国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到了新的境界。反映了民建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要求。说明民建在工作中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当时在修改的会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本会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会的实际结合起来，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发挥特点和优势，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说明民建的工作是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这又同样说明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愈来愈坚定。”
孙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他对我国多党合作事业鞠躬尽瘁。他常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独特优越性集中表现在对于各政党和各种爱国民主力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优化配置，这种配置以政治合作为根本的目标，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合作的核心，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手段，所以优化是因为他能够使各政党在多党合作的总格局中找准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实现各自的价值。他运用“同”与“异”来分析我国政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不同的政党，它们之间有“异”，但仅仅有异便合作不起来，“异”之外必须有“同”，才谈得到合作。孙老还认为，有“同”有“异”是多党合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采取合作形式的客观依据。对于这种有“同”有“异”的特点，不能等量齐观，而应分清主次，要确认大同小异的真谛。在我国现阶段的政党关系中，“同”居于主导地位，“异”则居于次要地位。要正确处理“同”与“异”的关系，善于求大同，存小异。我国各党合作中的“同”，要靠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去“求”，去发展。他还讲了“长同消异”的观点。真是丝丝入扣，令人叹服。我觉得他老人家长期在民建中央的领导岗位工作中，不断探索、采取不同时期的措施、纲领和经验总结都是发扬实事求是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异”加以尽量缩小或解决，达到“大同”即“和谐”的目标。
孙老留下的许多理论著作和人格修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孙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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